《容斋随笔》札记（9）
官话正经，方言亲切，哪个流量大？这还真不好说。
其实，本邦文字和语言大师们都身藏一套赚取流量的《葵花宝典》。
无论是不三不四的口语，还是人五人六的官话，只有不停自宫互相搭配才会长成惊天王炸。
高尚品味与低级趣味如鱼得水，说句东北话就是：必须滴！
古人早就关注了此并可怕地玩到了炉火纯青。
本邦曾是诗的国度，对诗的研究有着天然的敏感。
南宋学者洪迈与同时代学者都注意到：唐诗对口语的使用。
《容斋随笔》(卷二）谈到白居易诗：“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其中用到了“格是”一词。
白居易的基友元稹也写：“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用了“隔是”一词。
洪迈说：格与隔二字同义，“格是”意为“已是”。
很明显，宋人对“隔是”已经不知所云，也证明他们已不使用“格是”。
洪迈作为一个文士，自己也写诗，可毕竟不是研究诗的人。他对口语入诗仅是发现而已。
检索《全唐诗》，五万首诗中，用“格是”一词的虽不多，但也能找到。
顾况《霞青竹杖歌》：“市头格是无人别，江海贱臣不拘絏。”韩偓《夜坐》诗：“格是厌厌饶酒病，终须的的学渔歌。”
古人多半混淆了口语与方言，研究者对本朝不懂之词，明明是口语，常一概称为方言。
民国时《瓶粟斋诗话》就说：杜甫诗：“著处繁华矜是日。”著处指到处，“盖当时方言也，子美屡用之”。“唐人以方言入诗甚多，如遮莫、格是、能个、赤憎等皆是”。
清代诗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一三）中，稀里糊涂地将一昨、遮莫、隔是都叫“方言”。
唐人诗中，往往用方言。杜诗：“一昨陪锡杖。”“一昨”者，犹言昨日也。王逸少（羲之）帖：“一昨得安西六日书。”晋人已用之矣。太白诗：“遮莫枝根长百尺。”“遮莫”者，犹言尽教也。干宝《搜神记》：“张华以猎犬试狐。狐曰：遮莫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晋人亦用之矣。⋯⋯元稹诗：“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隔是”者，犹云已如此也。
其实，一昨、遮莫这样的口语晋人在用，宋人也在用。
晏殊词：“今朝有酒今朝醉。遮莫更长无睡。”范成大词：“易散浮云难再聚。遮莫相随百步。”赵令畤词：“一昨拜辞，倏逾旧岁。”
翻检晋唐宋正经文章，上述词汇都难以看到，确实是口语，只是在流转中，有的延用至宋后而亡，有至清而亡。
本邦研究诗的“诗话”虽没有诗多，但也称得上是汗牛充栋。
这些“诗话”言及唐诗，都绕不开唐诗中的“方言土语”的使用。不过，多数研究者说的仅仅是非书面语的口语。
但是，口语不是方言！方言是相对官话的一种地域文化。
诗歌从诞生起，天生就带着通俗性地域性。
在流量这点上，本邦道德文章从来都是低首臣服于诗歌。
遗弃并背叛了诗，是近二百年今人的不堪。
诗曾上下通吃，圣人甚至将诗拔至“思无邪，诗言志”的高度，可仍不改大众的喜爱。
方言口语入诗，是《诗经》的光荣与传统，智能的先辈早为咱夯牢流量的家底。
看看《诗·小雅·正月》：“忧心京京，哀我小心”。京就是方言。
《扬子·方言》云：“燕之北，齐楚之郊，凡人之大谓之京。”
方言是汉代扬雄的作品，当时，他注意到中国之大，表达语音语义如此之多，就发明了“方言”一词，详论此事。
扬雄书全名叫《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音犹）轩使者指古人乘轻车采风。
《诗经·唐风·有杕之杜》有：“彼君子兮，噬肯适我”。《方言》云：“噬，逮也。北燕曰噬。”
《诗》中“王旅啴啴”。啴啴，啴咺，迂缓貌。《方言》云：“南楚江湘之间谓之啴咺。”
方言之音入诗，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有论：“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
刘勰说的“讹韵”，是因方言发音不同，而造成的误会。
屈子《楚辞》，用词使用大量本地口音，与《诗经》为本邦诗坛双峰，也是方言入诗的典范。
唐诗，在今人眼中，似乎是阳春白雪。其实，诗在唐代是绝对的大众艺术。
诗就是大唐的流行音乐，大唐一票璀灿的大诗人，就是李家天朝的流量天王。
方言俗语入诗，朗朗上口、家喻户晓是种必不可少夺眼球的讲究和手段。
韩愈有诗：“梢梢新月偃”。后人以为梢梢为“稍稍”。
宋人王安石在编辑唐诗时，坚持用梢梢。梢梢为细，这在《扬子·方言》中汫过。白居易有诗：“梢梢笋成竹。”也是这个意思。
唐代所有伟大的诗人，都是雅中透俗地俗中带雅抢流量的高手。诗圣杜甫：“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
是写川峡民众供奉乌蛮鬼，以保顿顿食黄鱼。
这是方言也是民俗。以致于宋代大学者沈括误认是畜鱼鹰，把乌鬼当成了鸬鹚。
沈老师一个不留神，就让方家贻笑千年。宋人的雅，有些超尘。
口语，带给后人的只是在不同朝代消亡的懵逼，可与方言比却差远了。
元贞（805）元年，柳宗元贬谪柳州任司马。
在这儿，他写了《柳州峒氓》，感叹对边疆方言的生疏：“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大唐时，广西是烟瘴之地，各种少数民族聚集，他们的语言加剧了柳宗元的贬谪无助。
那会儿柳宗元说什么话？当然是关陇官话。柳家是关中世族，与龙兴于太原的李家一样，操一口南北杂揉的关陇腔。
但是，像柳宗元这样的北方汉子，一样得学习南方方言口语写诗。
有一次，宋代苏东坡读了柳诗：“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
柳是感慨自己命运多蹇：好东西走背运也会掉价，竹席蒲扇怎能长久？
苏公却吐槽：靠！这个桃笙到底是什么东东？
五十年后，南宋一位后生吴曾吐槽苏大学士：北方宋魏古语称席为笙，桃是桃竹。南北朝时海南红藤席，俗语就叫笙。苏大咖竟然不知道么？！
大唐时，座椅已普遍使用，北方早就不再席地坐卧，北方中古汉语在隋唐时反而在大量用席的南方保留下来。
也许，东坡穷困琼州时，席称笙的口语在琼岛也早就不存在了。
这是方言与口语转化的神奇！一般而言：口语词汇十年就会有大的更新。
柳宗元的铁哥们刘禹锡，也有诗：“香风蕙尘尾，月露濡桃笙。”
同是写竹席，同样的桃笙。这似乎又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心境。
唐代贺知章也是大诗人，曾当过文化部部长，一生在北方长安做官。
可读贺老头的诗，我敢说一半人没懂。
贺知章《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诗可能不少人从小就读！谁敢说大伙懵懵懂懂？
贺知章是越州永兴（杭州萧山）人，乡音未改。请问：少小离家为什么能乡音未改？
这是杠精问的问题？对不起，杠精可没这学问！
一个从小离家的人，口音怎么也得是南腔北调吧？
贺知章永葆乡音的秘密，其实在于大唐关陇官话，是有些接近他乡音的。
怎么回事？大唐可是纯纯的带着胡人血统的北方政权啊！
本邦社会虽上下数千年，可却有着一整套完备的正统观。
说话语音也一样，正统意味着法理。
古三代周时，尽管周帝国的创始人来自西北，可仍然围绕（黄）河洛（水）形成自己的雅言。
圣人孔子是特有卤的一人，他在读诗、做典礼等时，会一改山东腔，说正宗的官音。
《论语·述而》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跪舔：“读先王典籍，一定先正其音，才能理解全义。”
口音很重要，关乎国之大体。
秦汉魏晋，中原本已固定正统，偏偏五胡乱华，夷族逐鹿，永嘉晋人被迫南渡。
此时，中原雅言，产生了一次南北大融合。
东晋学者颜之推，在比较了各地口音后得出结论：
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颜氏家训·音辞》）
他的想法，帝王之都为国之正音，当时也就数南京和洛阳最堪国音正宗。
既然，这地两口音为最纯国音，两地口音就一定有相似之处，决不可能像今天，两个城市的方言，双方都听不懂。
总之，“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但毕竟有了正统。
颜氏之见影响深远，此后南北朝时语音学家沈约，在撰《四声谱》时，也多取吴音，这是一种南北融合。
吴语是本邦七大方言之一，有国际语言代码，继承中古汉语八声调和三十六字母框架体系。吴语最近唐雅言。
因此，本操吴音的贺老先生，长期任职京城，自言乡音未改，也是语言大环境对他高度认同。
宋时期，国都河南，洛人口音地位也跟着占便宜。
北宋寇准一次谈语音，说天下音以何为正，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
寇准为宦北宋，又是陕渭之人，开封是本朝国都，他当然首推河洛正音。
洪迈的对头朱熹，却另有中意之音。
《朱子语类》云：因说四方声音多讹，曰：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南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
广中，是宋代的广东，朱大师认为粤语是洛阳传的正统之声，也是两地口音相似。
近年，传统复兴，粤、闽、浙、晋等地，都在争夺唐音的传承地，出书、研讨、论证，为流量吵个不亦乐乎。
可惜，今天没哪种方言全是古汉语，嫡传的血统早在千年之前就不存在了。
唐·李涉诗《题宇文秀才樱桃》：“今日颠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嗏。”
这里有个戏剧性的词汇“麻嗏”。恐怕广东与东北都要为口语主权再起口舌之争。
麻嗏在今天的东北话中是一种状态，如“醉眼麻嗏”；而粤语的意思，也是“看不清”。
这个顽强的古口语，以其南北各异的生命力，成为让国人支付千年流量的经典。
此时，无论广东仔的鸟语还是东北汉的狠话，因遗忘的传统再次会师。
这与流量无关，有生命的东西从来不用关心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