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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汤又名张固，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

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

张汤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

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据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载：“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熏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说的是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由此可见，张汤自小就表现出了当酷吏的天赋。

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多年。后因为救助周阳侯田胜，而被引见朝中贵族，在当时名酷吏宁成手下任职。接着攀交上田胜之兄丞相田蚡，遂被推荐给汉武帝，提升为御史。

公元前135年的陈皇后巫蛊案。皇后陈阿娇为与美人卫子夫争宠，召集巫婆于后宫施法念咒。武帝下令严查此事。张汤借机发挥酷吏本色，网罗无辜。“汤深竟党与，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楚服枭首于市”，被牵连者达上千人。因办案有功，张汤升职为太中大夫。张汤与另一酷吏赵禹合作，根据武帝政治的现实需要，共同制订修改各种国家律令，这使得文景盛世以来宽厚立法的趋势被逆转，汉法的发展从此严酷苛密化。此后，武帝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恰时投机，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办案，一边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其意见为重要的审判依据。从此狱吏断案，多应朝廷旨意，附会古人之义，言必六经“公羊”，史称为“春秋决狱”，这既促进了法律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两汉经学化的开始。

公元前123年（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败自刭。廷尉张汤主审这场政治大案，“凡淮南、衡山二狱，所连引列侯、二千石、豪杰等，死者数万人”。次年，张汤加官进爵任御史大夫。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被免官治罪。张汤的失败，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为法过酷，结怨太多，最后被武帝抛弃。

公元前115年，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

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手下，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

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此时，又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

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惯欺君，便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原意欲辩解，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又被皇帝所弃。张汤在万般无赖在下只得自杀。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

他的家人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

武帝知道后，很为张汤之死惋惜，并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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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的官吏总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类是法家式的官僚及其子弟，可概称为文吏；另一类是学习儒家经典而入仕途的知识分子群体，可概称为儒生。

前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未接受系统的六经之学，但深谙政治惯例，通晓法律事宜，熟知技术性业务，是人主眼中的“武力有功之臣”，其施政采用法家实用主义学说，直接秉承最高旨意，严刑峻法，打击盗贼豪强及一切不利于皇权统治的力量，后世称他们为“酷吏”。

后者通常出身平民，深知社会底层民众疾苦，笃信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认为治国之本在于宽厚待民，但多不通政务，不适应官场规则。其施政坚决依照儒家学说，发展生产，施行教化，致力于社会的安定良态，后世称他们为“循吏”。

前面哥哥说过，在中国古代，一个特点是，凡是伟大的朝代，皇帝都要重用酷吏，如汉代，唐代，汉武帝和武则天，都大量重用酷吏治国，这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按儒家传统，重用儒生治国不就行了吗？但现实是，仅仅重用儒生来治国，也就是仅仅重用循吏来治国，肯定不行，问题很大。原因很简单，你如何对付那些的豪强恶霸，不法之徒呢？儒生对付这些人，循吏对付这些人，一般是没有办法的，而酷吏，就可以对付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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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再来看一个小故事。

汉武帝与张汤研商发行“白鹿皮币”，变相勒索王公贵族。武帝征求大农令颜异意见，颜异提出异议：“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武帝大不高兴。张汤本与颜异有仇隙，后来有人告发颜异，于是武帝命令张汤审理颜异一案。

儒家这些人死活搞不明白，他们高大上那一套是不可能给刘彻筹集到军费的。非要等到崇祯帝那种局面才甘心，——就TMD死活筹不到军饷，国家都要灭亡了，贵族们还舍不得出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