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前，中国统治者多用武力胁迫朝鲜，如：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多次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自从唐统治者建立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后，朝鲜半岛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双方开始学会摒弃战争，转而以礼仪道德来约束双方的外交关系。到了明朝，明统治者把朝鲜放在藩国中最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摒弃了唐朝之前的武力威胁，转而用儒家礼仪规范双边关系。
1488年，明朝弘治元年，明政府派遣董越出使朝鲜。使团刚到朝鲜，为了显示出天朝的威仪和自律，董越主动谢绝了朝鲜政府馈赠衣服和食物，同样朝鲜政府在沿途的馆驿给明使臣的馈赠礼物，均被董越谢绝。
其次在国王宴会上，朝鲜政府准备安排歌姬女乐助兴，董越明确拒绝，告诉朝鲜接待官员“先皇帝丧三年内，不可听乐”，在《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天使曰：“但今皇帝孝思罔极，随丧制已毕，尚不可用乐。吾等岂可听乐乎？”为了不扫朝鲜国王的面子，董越等使臣还是见了一下歌姬女乐，随后边说：“既见之，速出可也。”董越的行为让朝鲜王室和大臣非常赞许，朝鲜官员李铁坚对朝鲜国王说：“臣等观两使举动，凡行礼极其敬谨，无少差违，可谓正大人也。”
董越还对朝鲜风俗礼仪表示尊重，明使团进入朝鲜后举行宣慰礼仪，董越对身边的人说：“此宣慰宰相，礼无一失，是知礼宰相也。”随后在箕子庙行祭拜礼时，了解到旁边檀君庙是朝鲜供奉的祖先神灵，即进庙进行拜礼，表达对朝鲜人的敬重。到达平壤后，再次祭拜檀君庙和箕子庙。使团回国之际，董越专门要求朝鲜提供社会风俗的情况，并向朝鲜官员表达，回国之后，修订先帝实录之时，会将朝鲜的风俗情况书于史册。
以董越为首的明使团在朝鲜的出访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颁诏礼仪方面，中朝双方出现了分歧。虽然朝鲜是一个藩属国，但是朝鲜君臣认为，在与明朝修好的同时下，还应当保持国家的尊严和独立性。当时明朝使团一致认为，朝鲜国王在迎诏时，应当骑马而不是乘撵，因为只有天子才可以乘撵，藩王只能乘马迎诏。若朝鲜国王乘撵，则是僭越。朝鲜官员许琮认为，乘撵迎诏是旧例，不应当改。董越回复：“前虽然乘撵，与礼不合，改之何难？”同时，董越还表示，明使节奉得是天子之命，来朝鲜颁布得是天子诏书，迎诏的臣子（这儿指的是朝鲜国王）怎么可能乘撵迎接？如果皇帝有命令可以乘撵，那没啥说的，现在既然没有，就应当遵守礼法。董越的意思极其明白，明朝皇帝和朝鲜国王的关系是天子和臣子的关系。
朝鲜国王认为这一回复是极其傲慢的，他告诉朝鲜官员：“我国事大至诚，故朝廷亦敬待我国，开国以来，国王无乘马迎诏之礼。”朝鲜官员商讨后，一致认为，如果国王骑马迎诏，就会粗率无威仪。由此，朝鲜国王坚决不同意乘马迎诏，提出要向明朝皇帝请示是否应该乘马。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董越突然同意了朝鲜国王乘撵迎诏，但是同时提出，迎诏可以乘撵，但是迎敕必须乘马。说到这儿，就必须明确诏和敕的区别，诏书一般是布告天下中外的大事和重要命令才用，敕书则是对臣子加官进爵时用，有告诫劝勉的意思，也多用在对外藩颁布命令时。
朝鲜国王面对董越的强硬和以退为进，忧虑僵持下去会危害两国关系，于是向董越表示：“诏敕久留草野，于心不安，当从大人之教。”于是按照董越提出的乘撵迎诏。至此，这一问题顺利解决。
参考：《朝鲜赋》/《成宗大王实录》/《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明弘治年间中朝礼仪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