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依然三点醒来，读了庞余亮的《我爱野兔》。全文不到一千字，没有堆积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反而在一种云淡风轻中，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在一次暑假开学后，老师安排清理操场杂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头上长着两个发旋的学生，用自带的镰刀，铲掉了在路边吃草的牛的尾巴。家长到学校找说法，没人承认，学校很被动，最后是班里一位小个子的鼻涕虎，悄悄告诉了老师。从此小鼻涕虎进入了老师的视线，因为他的作文里生动地描写了野兔过河，老师就把他叫做野兔。
“野兔”的父亲是个聋木匠，母亲是个瘫子。他很聪明，什么课一讲就懂。后来他母亲去世了，他父亲就准备带他去远方做木匠活。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我的心往下一沉，我说：“你愿意吗？”他看看我，低下头，用脚上的一双略显大的旧皮鞋搓着地面，一下又一下；又抬起头，看看我，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花一样的童年，却因为家庭的贫困，不得不跟着聋父亲去远方打工，以后的日子，怎么能让人承受？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我也在乡村学校工作十多年，这种情况也经常遇到，真的是既心痛，还“不知道说什么好”。固然，暂时的救助能让他不马上失学，但救急不救贫，何况老师单薄的工资，自身都自顾不暇。
有两个曾在我们学校就读的女生，父亲是个老上访户，母亲精神有点问题。前些年因为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到处告状，家里仅有的几亩地也荒废了，连孩子住校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我和几个老师是进行了救助，但也只是勉强供她们小学毕了业。还有父亲车祸身亡，母亲跟别人走了，把孩子扔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的；有父亲离异后娶了后妈，基本上把孩子遗弃的；更有父母双亡，爷爷奶奶自顾不暇，根本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的。当一个个特别懂事的孩子，因为家庭问题来向我辞学时，那种心酸、那种无奈、那种举足无措，真的是难以形容。
庞文亮1967年3月生于兴化，1985年扬州师院毕业后，来到兴化的水乡深处，成了一名乡村教师，被学生和家长们称为“小先生”。《小先生》这本散文集的背景，就是发生在1985年后那15年的教育故事。
值得庆幸的是，庞余亮那些年的教育历史，早已淹没在时代的风云里。自从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并经几次修改，实行“两免一补”后，农村小学贫困儿童失学情况，就基本绝了迹。现在农村全面脱贫，孩子们除了享受适当补助外，每日都免费发放营养餐，根本不用再担心遇到“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的尴尬。教育已真正迈进了新时代。
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我们今天更应该感谢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依然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人。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乡村教师鲜为人知的坚持，一种为了乡村教育发出一点光的努力，一分知识分子不问前程、不问结果的良心。在这个封控十多天后的凌晨，我阻挡不了眼眶溢出的泪水。
尤其是读到下面的文字，更是让人心底泣血：
我曾去他家与他的聋父亲说，当然是连比划带吼叫，好不容易把话说清楚了，而聋木匠非常地固执，他依然把我的“野兔”带走了。在“野兔”走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在课上渴望着，一个长有亮眼睛的“野兔”，真的像野兔一样，在上课前一分钟，带着一阵风，冲进我的教室里来。
我能预料到聪明伶俐的“野兔”，一定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木匠，甚至能复制某位领导人的足迹，但在正该上学的年纪，却败给了生活的残酷，太让人难以忍受。
读后掩卷沉思，我开始感谢庞余亮，感谢11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这场文学盛典，也让我这个在乡村工作十多年的老教师，在感慨他为教育那种炽热的情感之余，对自己的麻木不仁，产生了深深的自责。
我已读完《小先生》的第一辑，这是第二辑“卷了角的作业本”的第一篇。正像王家勇先生所说：
也许因为同是“先生”的身份，让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产生了极强的共情，这种共情来自作家笔端真挚、自然而又温暖、从容的时光抒写。
在这个全城静默，居家隔离的时刻，还是让我们沉下心来，静静地读一本书，沉淀自己的浮躁，感悟和平生活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