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时，和X君聊起中学学数学的艰辛。思绪回到当年，讲台上的矮个男人铁青着脸，把刚出炉的三角函数上次的课堂测验卷子传下去，瞬间教室里嘻嘻哈哈的气氛就消失了，只见卷子上满是红色的笔迹，右上角无不是40、50、60等惨不忍睹的分数，甚至还有几张是20出头的。矮个男人用力的敲敲黑板，出言呵斥：“所有的题目上课的时候都讲过、推导过，问你们一个个都说会了、看懂了，现在稍微变换点形式就都不知道了！”。当时大家还都忿忿卷子出的太难：“谁知道要这么变换形式！”。
后来发现，中学学习上面临的窘境其实只是小小的开始。工作中，老板对新人谆谆教导：“这儿做的不对”，“那儿要这么改”，新人点头称是，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对新人有所不满：“这儿怎么还是不对，上次不是教过你了吗！”，新人也感觉委屈：“上次你说的明明和这个不一样”，老板怒：“哪不一样了，就是同一个东西！”。
好了，跳过脑中的遐想，先跟随热衷教育事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先生参观下巴西的工学院招生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的是口试形式，费曼发现了一个出色的学生，他有问必答！主考官问他逆磁性是什么，他回答得完美无暇。
接下来主考官问：“当光以某个角度穿过一块有厚度的物体，折射率为Ｎ时，这光会怎么样？”
“它会从另一边出来，跟入射光平行——出现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计算出来。”立刻把它算出来了。他表现得很棒，但到了这时候，我对什么都开始怀疑了。
口试完毕，我走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那里，自我介绍说我来自美国，现在想问他一些问题，而这不会影响到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个逆磁物质的例子吗？”
“举不出来。”
我再问：“如果这本书是用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东西。那么当我把书倾斜的话，我看到的影像会怎么样？”
“它会被反射，便射角度是书本转动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确定你没有把我的问题跟平面镜搞混了？”
“没有搞混。”
刚刚在考试时，他才告诉过我们说，光会出现位移，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实上，影像会移到旁边，但不会转个角度。他甚至还计算出影像会平移多远呢！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他的计算更可以直接应用在我的问题上。
当看到 “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 这句话时，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过为什么巴西的学生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连这都没意识到呢？不过后来费曼先生到工学院里看他们上课后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了。
“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学生全部坐在那里，把每个字记下来。而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接下来他们又默写下一句话，一直这样下去。我是唯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说些什么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备相同“惯性矩”的物体，而这并不好懂。
我实在搞不懂他们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这位教授在谈惯性矩，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完全没有类似的讨论！
下课后，我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你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他说：“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
他看着笔记本说：“‘在什么情形之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因此你瞧，他们有办法考过试，“学”会了所有的东西，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
看到这里，我也大概知道巴西教育是什么问题了，因为这段”巴西”的经历对我来说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费曼先生对此非常气愤，于是他在巴西学年终了的一次演讲中大声地说：“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台下巴西的教育界人士都炸锅了：“什么？没有在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不过，费曼最后还是说服了他们。
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然后学者又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
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对学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
通过上面的故事，也不难看出费曼非常厌恶只停留在“抽象概念”的教学，他强调学习一定要联系到学生周围熟悉的、能够马上想象出来的具体事物上。这一点也具体体现在《费曼物理学讲义》的编写风格上。
比方说，讲义在阐述电力和磁力的关系前，会先做一个电子射线管的实验，详细地告诉读者两个极板上加上多少电压时，屏幕上的影像是什么样的。至于为什么，则通过解释实验结果引出磁力的定义、计算公式等理论性知识。
讲义遵循着科学研究遵守的“现象”、“假设”、“实验”三步，在授予知识的同时，更看重把知识和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以此培养读者科学思维的方式。令人称道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始自费曼父亲对费曼的教育。费曼回忆道：
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读《大英百科全书》里边的章节。有一次读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
随后父亲对我说，“呀，让我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
我想像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极了，新奇极了。
费曼父亲把恐龙的枯燥的尺寸数据转化为一幅的画面，而且是周围的、熟悉的生动画面，费曼虽然是第一次听闻恐龙，却能想象出恐龙在他家窗外的景象，觉得兴奋极了。
在他求学的路上，费曼一直没有磨灭对周遭新鲜事物的好奇，这也使他收获了很多独特的体验。比如青年费曼在英国普林斯顿求学时，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前来演讲催眠术，并打算找些自告奋勇并且愿意接受催眠的人做志愿者。当时的艾森赫院长很鼓励学生们报名参加，但是费曼竟然也有他的苦恼：
艾森赫院长的座位在大厅的尽头处，而我则坐在远远的另一头；餐厅里一共坐了好几百人。我很焦虑，因为大家都一定很想报名参加，我最害怕的是我坐得这么偏远，院长看不到我。但我非得参加这次催眠的示范表演不可！
最后艾森赫说：“那么，我想知道有没有志愿参加的同学……”
我立刻举手，从座位上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尖叫：“我啦！我啦！”
他当然听见了，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叫！那一声“我”回荡在偌大的餐厅内，山鸣谷应，使我感到难为情极了。
艾森赫院长的立即反应是：“是的，费曼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志愿参加。我想知道的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学有兴趣？”
看完费曼先生的轶事，回到学习的主题，《如何高效学习》作者斯科特·扬所推崇的“费曼技巧”（即以教促学）难免有些狭隘，太偏向于方法论的理解，但是从费曼的自传（比如上面我引用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很难看到刻意使用这些技巧的痕迹，留给我更深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或者说习惯：保持好奇心和兴趣，渴望新的体验；回归本质，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
最后举一个学习中经常会遭遇的焦虑和遗忘问题（即学习了很多新知识，但是知识的遗忘率很高，学了又忘感觉不知道学习的意义何在，于是通过学习新知识来弥补产生的自责、愧疚等负面情绪），用白话讲，就是没有学“通透”，没有“掌握”知识。
我曾看到过一种形容“掌握”的描述：“当你真的学会了，感觉像能把知识具象成一个物体，你把它在空中转过来转过去，你熟悉它的任何一个部分，知道它的每一个细节，任何地方都没有缺失，非常完美”。
因此，如果想要避免“学习了却不掌握”，首先就要转变我们大脑中的思维方式。学习知识，需要把知识联系到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而不光是知道知识的概念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