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1988年？，我们一家五口坐上了开往城市的车辆（一个暂满砖头的拖拉机）。虽然这段记忆并不是很深刻，只记得拖拉机的轰鸣声陪伴了一路，也知道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生活。应该说在农村的八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不一样，说不上具体哪里不一样，但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们不会一辈子待在田间地头，我们不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这种预感随着拖拉机的轰鸣声慢慢成为现实。对于这种“不一样”的认知，我没有和两个姐姐交流过，不知是否她们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从小到大都认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直到现在，也不愿流于世俗，不愿与那些长舌妇或者大妈们为伍，同学聚会时也总是默默地看默默地听。上小学时，也许是武打片科幻片看多了，更是觉得自己下一秒随时都要变身了，向世人宣布，我是上天派下来的仙女，现在要回归天宫了。。。
应该说进城这一步举措改变了我们姐妹三人的命运。如今我们姐妹三人要么已筑巢北京，以事业为荣；要么安居老家，以家庭为重。三个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气质优雅，谈吐不凡，如果不提历史，应该不会有人看出我们是农村走出来的。记得工作第二年，我作为随身翻译，跟着中德双方领导到一个公司资助的希望小学考察，考察中再次看见了那么多衣衫褴褛的孩子，简陋的教室，质朴的村民。我努力把德国人对孩子们的关怀用最贴切的话语传递出来，在席间一位处长问我：“小任儿今天开眼界了，是不是都没见过农村生活呢？”我笑答：“不是的，我就是农村出生的，这些我都懂。”
对于我们姐妹三人，深深受益于“进城”的决定；而父母二人的命运也由此变得多舛。
在我近成年的时候，才略微了解到我们进城指标的由来。原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姥爷在被平反之后，组织上给了进城的指标，并允许一个子女随迁。妈妈一共兄弟姐妹五人，大哥年少时就独自去内蒙闯荡，妈妈的妹妹在外地读大学，当时住在农村的还剩妈妈和她的两个哥哥。二舅家一直比较富裕，且二舅出身木匠，手艺精湛，不愁将来找不到进城的出路；三舅一向为人宽厚，无欲无求，直接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妹妹。妈妈说，其实她是存在私心的，她说即使三舅没有让着她，她也要努力争取一下。我想她最大的私心就是要让她的三个女儿出人头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妈妈没有推脱这个天赐的机会，为了平复嫂子们的不平衡，妈妈当即表态说：“既然随迁机会给了我，以后爸妈养老的问题就由我来承担。”当时年轻气盛的妈妈，也许并不知道这一句承诺带来的是何等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