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生而隆重，死而潦草。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对死的不尊重，也就是对活着的不珍惜：反正不管你高尚还是我卑鄙，到最后都是桌上的一层灰，一抹布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高尚是多累人的事情，且容我活着的时候为所欲为，怎么于已有利怎么来；什么道义，什么正直，什么树立光辉形象，什么舍己利人，都见他妈的鬼去
最后的葬礼（中篇小说）
李新勇
一
南窗下摆着一把两头翘的木躺椅，好似童话里的月亮船。
小伍在上面铺了床很厚的白色绸面褥子，父亲躺在上面，像躺在一朵安静的白云上，椅背上暗藏的弧形把伴随他老人家几十年的驼背隐藏起来，使他看上去小小巧巧，跟个孩子似的。
早晨金色的阳光在五月的天空中四处飞溅，豪爽大方地给了父亲一窗光芒，窗格子印在父亲的脸和上半身上。七十九岁的父亲干瘦的脸上一片安详，恰似他一贯宠辱不惊、飘然物外的性格。脸上也许还带着一些笑意，只是没能够显现出来，他在迷迷糊糊地沉睡着。父亲曾说过，残疾到他这地步，能活到五十岁就算老天赏脸了，之后多活一天就相当于多赚一天，他已经赚了二十九年。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喊自己去。”他常说这句话。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幸福和满足。这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七十九岁，不靠前，更不靠后，他什么意思呢？难道庆幸自己又多活了六年？还是信心满满，感觉自己还有五年好日子可供挥霍？
没人会问，没人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
忙忙碌碌这些年，倏忽间，我也迈进五十的门槛，还不满五十三就满头白发，白得跟父亲一模一样。跟他不同的是，我这台机器一刻不得闲，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有安排不完的工作，有写不完的文章，马力十足，热气腾腾。
自去年秋天开始，父亲就坦率地向大家宣布他赚不动了。他除了脑子不糊涂、耳聪目明、口齿清晰，剩下的，该衰竭的，差不多衰竭干净了。尤其是他身上的零部件，早几年就以他的驼背为中心逐渐失灵，眼下已彻底失灵，想动一下指头，都成了可以描述却无法实现的奢望。
“赚不动就好好躺着，接受我妈饲养。”我嘻嘻哈哈地揶揄他。
父亲说：“握在手上的光阴怕是不多了。”
那时候，我以为父亲是在说“触底”的话，不过是一声叹息。那时他还能吃能喝，能与人正常交流，唯一麻烦的是大小便需要人帮助，我感觉他手上的光阴还多着呢。
后来，他逐渐失灵的器官告诉大家一个不争的事实：父亲最了解自己——他手上的光阴真的不多了。今年，他的大脑也迅速退化，一半时间清醒，一半时间糊涂，一直处在半梦半醒之间。吃下去的食物越来越少，除了吃饭时喝点菜汤，拒绝喝任何流质物。
今年春天，父亲再次重复这句话，我忽然感觉到，我们有血有肉的父子关系就快到头了。此后，只要没事，我就开车回芦花小镇，陪他老人家说说话，或者什么话也不说，静静地看着他迷迷糊糊地在窗下烤太阳，心里便踏实几分。
父亲没有一点伤感情绪，反倒像要去赴一场盛宴，快乐地吩咐我们做这做那，替他准备后事。父亲清醒时曾多次豪迈地对大家说：“我的葬礼，是农业文明最后一个完整的葬礼！”
在为他准备后事的过程中，我迫切想解开父亲身上唯一的秘密：父亲的驼背是如何长出来的？他为什么几十年不愿提及？
父亲的驼背不是天生的，而是背着我长出来的。
我五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至于是什么样变故，在我当时的记忆中是模糊的。这些年在一些历史文献上能找到貌似详细记载，跟父亲的驼背没有几分钱关系。
那一年，我们一家被扫地出门，从煤球厂大院赶出来。我被我妈急匆匆送到乡下奶奶家。之后好多年跟他俩见不上面，也收不到他们的信。别人呼我“劳改犯的儿子”，到处都是鄙夷的冷眼和只有牲畜才会遭受的责骂。
直到十三岁，再次跟父母见面时，奶奶已经去世好几年，我在乡下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孩子，披着一身烂布，跟两个同样遭受冷眼和责骂的孩子整天在村子里偷鸡摸狗、无恶不作。别人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们认为，既然窝边有草，何必辛苦到处跑。
当年离开的时候，我爸器宇轩昂、一表人才，我妈梳着两个光鲜饱满的麻花辫。再次见面，我长高了，父母亲用了好几分钟才把我认出来。我妈一把把我搂在怀里，悲怆地哭得抽不过气来：“儿啊，你竟然长那么高了！”母亲身上陌生的气息把我呛着了，让我感到别扭，我从她的臂弯里挣扎出来。母亲脸色干枯苍灰，头发挽到一起，勉强够扎一根指头粗的小辫子。父亲端详着我，他云淡风轻的脸上，升腾起一抹快乐的霞光。相对于母亲，父亲的变化太大啦，他两肩和中间的脊梁骨一道拱起来的驼背高过了他的脑袋，看人的时候，跟头骆驼似的，恨不得把两个眼珠子翻到脑壳儿顶上，谁跟他说话都得保持一定距离，小心他一头撞到你身上。父亲的手是宽大的，依旧那么温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烧饼，我们回家！”烧饼是我的小名，我的小名被“劳改犯的儿子”替代了好多年。烧饼好亲切啊，终于有人喊我烧饼了，我激动得眼泪哗一下流出来。
几十年来，这个驼背是父亲的雷区，他从不谈及，有好事者盘问再三，他总避而不谈。他也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关于他的过去，尤其是从我五岁到十三岁这期间，他谁都不告诉。
我对这段时间充满好奇，跟好奇他身上的驼背一样，经年累月，竟成心病。
“再不找到突破口，将来也许再没机会了！”
我不仅是他的儿子，我还是个作家。我认为，每一件讳莫如深的往事上，都大有文章。时间就像他身下的那把躺椅，能把它不想让人看清楚的部位掩盖掉；而一个作家的任务，是掀开那一层褥子，用人性的眼光去打量和解读被掩盖的那个部分。
好多年前，我就开始在暗中努力，单刀直入，迂回包抄，诱敌深入，等等，能用的招数都用过了，毫无收效。他就像一个功力深厚的武林奇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三下两下，巧妙地把话题岔开。
在这件事上，我妈跟他是同党。我妈对我说：“风乐，那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都过去了。我们一天天老了，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人，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还晓得蹦跶蹦跶；一旦把什么都看透了，看清楚了，就会觉得世间万物就那么回事。跟你爸一样，天塌下来，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我妈的意思很明白，她是怕我一旦知道父亲的过去，会变得跟父亲一样，看破红尘，无欲无求，变成没有出家的老和尚。
我对我妈说：“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我怎么可能变得像我爸那样呢？”
人对生活的态度又不是传染病，一传就可能染上。我认为我妈杞人忧天。可人家就是不说，我没办法咬他们两口——纵使能咬几口，他们整死不说，我又有什么办法。为这事，我相当纠结。不管谜底是什么，我都相信在我五岁到十三岁期间，父亲身上一定发生了不同寻常事情，让父亲从一个慷慨激昂的壮年，变成一个看破红尘的人；而且直到老年都还不愿意谈及那段岁月，一副誓把那段神秘往事烂到肚子里、最后变成一撮骨灰的架势。
二
父亲继续安静地躺在白色的月亮船上，温润的阳光在窗格子上挪了挪身子。
父亲还处在糊涂之中。几乎每天吃中饭之前他都处在糊涂之中。躺椅下安装了轮子，以便跟着阳光的步点儿随时调整位置。
最近半年我多次带父亲上医院检查身体，不管是哪个医院，检查的结论都是我父亲他所有的零部件看似完整，其实都衰竭了——正常人到这个年龄都差不多了，像他这样的残疾人，已算得上超常发挥了，没有任何药物能阻止他奔向终点的脚步，连挽留的可能性都没有——除非我们愿意糟蹋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父亲安顿在医院里，每天输他几百块钱药液进去。父亲说：“神丹都撵不上我衰竭的脚步。我只求回家静养，耐心等待鼻孔朝北的那一天。”父亲只要进医院就脑子清醒。这话既是对在场的医生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
人虽躺着，可我能感受到他奔向终点的脚步，最近，他跑得越来越快了。
我妈一早就知道我今天要回来，吩咐小伍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两个人正在屋子前面的水井边给鸡褪毛。
我把肩膀上挂的包取下来放到躺椅对面的沙发上，轻脚轻手地从屋子里倒退着往外走，打算到水井边去添双手。季节虽跨进五月的门槛，一场倒春寒，搞得屋里屋外两重天。
父母的房子是一幢一进三间的平房，坐北朝南，进门是堂屋，堂屋正中是一张吃饭的八仙桌，桌子后面靠墙的地方堆着各式各样纸糊的楼房、轿车；西厢房是父亲和母亲的住房；东厢房原是我少年时期的卧室，后来改成客厅，一张大沙发展开可当床，如今小伍在住。三十年前，父亲的同事陆陆续续都搬进了楼房，父亲不为所动。后来发现，上了年纪之后，能住上一幢屋前有个小场院并带水井的平房，是件多么接地气、多么方便的事情。这些年，芦花小镇越来越冷清。年老的，尽皆老去；年轻的，只要还有一口气，转眼就进城打工了。早些年，在外面挣到钱，还回来起房子；最近二十年出去的人，在外面挣钱挣得再多，也不会回来起房子；即使挣不到钱，只要够活命，也要混在城市里。如今，在村子里逛上半天，不一定遇得上一个人。
右脚还在堂屋门槛里面，再向后跨一步，整个人就到屋外，西厢房里传出父亲清晰的声音：“风乐，又回来啦？”
我把跨出门槛的左脚重新跨进门槛，碎步向他跑过去。我说：“老爸，您老今天气色不错。”说着，身体已进了西厢房。
父亲睁开眼睛，脸上祥和的表情越发生动。他和蔼的目光落到我身上，那些隐藏在脸上的微笑也苏醒了，一秒比一秒更显山露水，他说：“我也感觉自己正走在返老还童的路上呢！”
我妈曾这样评价我爸和我：“你爸不张嘴则已，张嘴就很幽默；而你则不全是幽默，大多数时候更接近贫嘴。”
我妈的评价可以写进宪法，我爸和我都觉没必要修改。
我对躺椅上只有眼皮和嘴皮能动的父亲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向你还能看着你儿子正常喘气，表示衷心的祝福和慰问！”
他眼珠子转了一下，表示他的快乐，他说：“你搞丢了一个部门，煤炭资源部，没有他们的祝福和慰问我躺不下去。”
他“躺不下去”的意思是没法死，死不掉。
“躺不下去最好，你就这么斜躺在椅子上，跟《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那样，一代接一代地活。将来你的事迹就能上吉尼斯大全，永世留名。”
“这事儿咱就不掺合了，光荣的使命留给你们年轻人比较好——你办事，我放心。”他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后面一句是一九七零年代末最流行的政治语言。说完他就后悔了，马上改口说，“最好我们谁都别上什么吉尼斯大全，一辈子没啥本事，就命长，靠这个上吉尼斯大全，多丢人的事儿。这种事情我们老李家的人干不出来。”
“凡是老爷子说的话，我都要认真领会；凡是老爷子说的正确废话，我都要认真执行。”我故意跟他背“两个凡是”，他的眼神里既是高兴又是不屑。
他答道：“我快挂墙上了，‘两个凡是’还拦得住我？”
“我知道，那事儿是急不来的，迟早的事，耐心点。”我在他的茶杯里倒了些开水，用勺子舀了喂他。他微微摆头表示不需要。我把茶杯和勺子放回桌上。阳光照在勺柄上，折射出一片银色的光芒。
他的眼神闪烁着快乐：“我知道。那个史打铁的说过，死是不必急的事情。”他一直把史铁生唤作史打铁的。他让我把躺椅推一推，以便将就格子窗上漫进来的阳光。把他摆稳当了，他说：“有三件事情你要替我做好，一是，我死后一定要做道场，要按照芦花小镇的传统风格来搞，我让你妈打听过了，秦侯镇还有几个懂吹班锣鼓的老家伙还没挂掉，你多给他们几个钱，他们不容易，吹不成几次了。二是我走了，你要想办法给你妈找个老伴儿……”
我插话说：“别别别，老爸，天底下，儿子嫁妈的事情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老家伙不申辩，继续说：“你们都在城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她一个孤老婆子待在乡下，会闷出病来的，我放心不下。”
这话戳痛了我的内心，使我不敢再耍贫，我说：“你洒脱惯了就继续洒脱吧，这事让你儿子来操心，到时候，我把她老人家接到我家。”
父亲说：“反正我把话搁在这里，到时候你看着办吧。你要跟你妈商量好，征得她的同意。我还是觉得找个伴儿比较妥当，平时有个说话的人，临到头痛脑热、挂水住院，有人陪床，有人侍候。”
“您放心，我亏待谁，也不会亏待我妈。”我认真地对他说，“再说了，我还有三年退二线，还有七年退休。一转眼的事儿。等我退休，我给我妈做全职保姆。”
他没有停顿的意思，对我这立志做保姆的打算不加评价，继续说：“第三件，小伍的报酬得多给几个月，就当我多活了几个月。这几个月来，辛苦人家太多了。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能那么周到细致，肯花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容易。你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说都攒下了些人脉，替她找份儿可靠的工作。”
我认真地答应下来，这件事情关系好几代人的情谊，不用他特别吩咐，我自然会放在心上的。
他又说：“趁天气好，把堂屋里的纸扎搬到太阳底下再晒一晒，将来烧起来利索。”
我答应着，扭过头去，目光穿过房间门切割出来的空间，落到那一堆纸扎的楼房和轿车上。这些都是父亲亲自策划组织的成果。死亡在父亲这里，就像一场色香味俱全的盛宴，他认真地参与了策划，享受整个过程。
三
这场盛宴的准备时间足够充分，内容足够详尽。从去年开始，父亲就着手筹备这一场盛宴。他随时在等待着开席的那一天。
去年秋天父亲对我说“握在手上的光阴恐怕不多了”之后，他便开始策划自己的葬礼。
首先，让我妈去请了小镇上歇业多年的老裁缝，替他量身定做了“五领七层”的棉布寿衣，落实了剃头师傅。接着，跟秦侯镇的吹班锣鼓取得联系，要求老曲、老调、老家伙。他让我妈戴上老花镜，把他交代的事情一件件记录到本子上。他交代我妈，何时洁身更衣，何时停尸待殓，如何穿衣，如何盖被，等等，复杂得像演戏，既然像演戏，就特别有趣，好多环节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认为，他存心把自己整成一部文化遗产，让我们这些逐渐丢掉传统的人重新学习传统文化。
去年寒露前后那趟回家来，老远就见平房前面有两对老夫妻在屋前的小平坝上忙乎着。两人面对面坐在小矮凳上，身边一堆小指头粗细的芦苇杆子。老头儿右手拇指和中指张开当尺，量好尺寸再剪取，长短正好。老太太负责捆扎。一个上午，就扎下一堆缩微版的房子、粮仓、床帐、座椅之类的家当和轿车、电视、冰箱之类的电器。吃了午饭，他们把房子、轿车之类的骨架一件一件拿到堂屋里去，摆到一张桌子上，往上面粘贴配以相应图案的彩纸。立体感就出来了，轿车是宾利的，电视是松下的，冰箱是西门子的，连商标都不缺，亏他们懂那么多。要不没事，做几件摆到家里也挺好玩的。
吃中饭的时候，父亲让我把躺椅搬到饭桌边，他端起个小酒盅向两位老民间艺人敬酒，直呼辛苦他们了。父亲有个请求，他想请两位老艺人替他扎架飞机，以便将来想上哪里就上哪里。纸扎老头说：“都说到了那边是可以腾云驾雾的。”他的意思是说，飞机用不着扎了。老头儿有老头儿的苦衷，他一辈子没有扎过飞机。父亲说：“像我这样的驼背，腾起云来累人。孙悟空要像我这样，只怕半个筋斗云都翻不了。这事劳烦二位、拜托二位了。”两个艺人推脱不掉，吃了午饭，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糊出一架歪歪扭扭的飞机，父亲看了不太满意，又不好让两位艺人再做。我用毛笔在飞机上写了五个字：波音777。父亲看了，脸上勉强露出满意的神情。两个艺人离开的时候说，这一大堆东西都得注意防潮，出太阳的时候要搬出去晒晒。两个艺人离开之后，父亲突然想起，还缺两个书架，懊恼得不得了。我妈说，没有就没有，没什么大不了的，莫非到时候你还要我们把你那几橱书也烧过去给你？父亲才不再做声。父亲知道我喜欢书，他打算把那些书作为遗产留给我。顾红桃认为那些书里说不定有支票，气得我用眼神扇了她八十个大嘴巴。
父亲对我说：“儿子，你都五十二岁了，人一辈子，有生就有死，我死了你们都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难受，我在那边要是真看得见，也会难受的，你就当我是到另一个世界投生去了。哪家生小孩不是欢天喜地的？你们不仅不能哭，还要放鞭炮，搞得热热闹闹的。我多赚了二十九年，算长寿的了，要是贴对联，你们就给我贴红对联，弄得跟把我嫁出去一样。”
这老家伙名堂真多。我说：“照你这么整，总得有人出来发喜糖呢。依您老人家意见，指定谁来发喜糖合适？”
老家伙气喘不均地答道：“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人脑子有问题。城里人死了顶多读一份悼词，我们乡下人不搞这种东西，要来点实实在在的，要给大家找个理由聚一聚。既然是聚会，光吃一顿素斋饭多没意思，得搞点娱乐节目，比如请秦侯镇的吹班来敲敲打打，让他们唱几卷经书，开导开导世人，劝人行善……一切按照老规矩来办，也挺有意思的。整个丧礼就像一台大戏。”说到最后一句话，老家伙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充满期望。不晓得他有没有想过，到那时，这台大戏再好看、再好玩，他也不可能爬起来跟大家一起看、一起玩的。
我妈对他说：“说了半天，你还没说谁发喜糖呢。”
父亲平静地躺在那一层白云上，思忖了一下，用更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儿子李昆仑不是我孙子么，这件事让我孙子来干。”说罢，他下颚稍稍抬起，一副得意的样子。
父亲就这么带着享受的心情规划自己的丧礼。他平静从容得让我敬佩，我不晓得我自己轮到那一天，会不会赶得上他一半的平静和从容。
也就是那一趟，临离开时，送我出门的母亲对我说：“要是能请到个保姆就好了，可以替替我。”
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多么粗心。我妈只比我爸小三岁，七十六岁的人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大个子男人，不晓得她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父亲也没想到。
他现在一门心思策划着那一场大戏。
这事儿自然由我去完成。那一天，城市昏黄的夕阳拽着我的影子走进家门，寒露时节，到底有些凉了。顾红桃把饭菜摆到桌上。往天到这个点儿，儿子李昆仑放学回家了，今天却没个人影儿。我问顾红桃儿子呢。顾红桃说她下班回来就下厨房直到现在，没见这小子的影子。她说：“这小子大概以为你今晚不回家了。”
我气而不愤。在教育儿子这件事情上，这么多年我始终唱黑脸，顾红桃唱红脸。黑脸专政，红脸讲道理。小时候还见效，现在越来越不灵。原因是顾红桃这几十年只会给学生上体育课，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也不喜欢新事物，知识陈旧，脑子落后，轮到她跟儿子讲道理，翻来覆去就那几句。儿子只要反问她几句，她就四顾茫然。我很想跟她换个角色，尝试过几次，别提在儿子那里能起多大效果，连我自己都适应不过来。到现在，黑脸只要不在家，李昆仑非失控不可。最初我还气愤，少不得唠叨，慢慢就习惯了，到现在，肚里气是气，但气而不愤，懒得唠叨。
这小子在我看来，脑子活，点子多，一张嘴巴，就有本事把天上的麻雀哄下来。一句话，会吹能侃。书没多读一本，从小到大，视力从没达到过一点五，从七岁开始戴眼镜儿，度数年年递增，这不，才上高二，就一千一百度。替他配一次眼镜，为他惋惜一次。他倒好，借着厚得盾牌似的镜片，把两个眼珠子隐蔽起来，谁也搞不清楚他在打什么算盘。
念高一时，他一哥们儿的父亲在南部非洲遭劫，光天化日之下，一仓库的货物被人家用卡车全拖走，包括所有的现金，赔得把位于小城富人区的别墅卖了还只差把老婆抵押出去。李昆仑知道了，嘚吧嘚吧一阵叨叨，就策划出他的好朋友身患白血病、动员全市师生为那同学捐款的大戏。李昆仑带领一帮不明真相的同学到各校演讲，一路全是煽情的语言。眼泪，同情，捐款，汪洋恣肆。大戏结束，他朋友的父亲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结余。我看过那同学的化验单，从小城到南京和上海的大医院的检查结果，化验单上白血球的数据都低得吓人。也不知道他给那小子吃了什么药。他化学成绩特别好。他的口头禅是“多大个事儿啊”。经过这件事，他逐渐演变成一个无师自通的吹牛专家。他的同学评价他说：“死掉的人他都有本事劝活过来。”到如今，别说外人，连我和顾红桃都搞不清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他那张能够跑火车的嘴巴，常常令我和顾红桃心惊肉跳。
刚拿起筷子，李昆仑回来了，一副大眼镜儿像两眼深不可测的水银窟窿。进门来边扭着屁股换鞋子，边跟我和顾红桃打招呼，然后把书包往客厅沙发里一扔，直奔餐桌而来，端起碗呼噜呼噜吃起来。看来饿坏了。我正在跟顾红桃谈聘个保姆的事儿。我打算把这事儿说完，再问问李昆仑为啥这会儿才回家。
话音未落，李昆仑抬起头来，鼓起两个腮帮接过话头说：“老爸，你要信得过你儿子，你爸——也就是我爷爷的保姆，就交给我来聘。多大个事儿啊。”
我立即把要问他的话忘了，问他：“说说看，到哪里去聘？”
李昆仑像条饿坏的狗，脖子一伸一缩，把刚塞进去的食物吞下去，扭了扭头说：“爸，你这种跟不上时代潮流的脑袋只管看结果，给你说多了你又听不懂，什么微博微信快播，你懂不懂？不懂，不懂就好，说明我前面的话没说错。老爸老妈，不跟你们吹牛，我要为爷爷聘一个力气大的保姆，力气不大搬不动他老人家；做事心细，要不然把爷爷那台机器搞散架了怎么办？爷爷现在不能动弹，所请的人还要肯吃苦，不怕脏。”
他终于把食物全部吞下去了，略略停顿一下接着说，“还至少要有大学文凭。”
顾红桃说：“前边的都还靠谱，要大学文凭干什么？这不是人才浪费么？”
我心里打鼓，你小子只管鼓起嘴巴吹吧，反正没人收你的税。
李昆仑又夹了块大肉塞到嘴巴里，腮帮又鼓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信不信随你们。多大个事儿啊。”
我一贯唱黑脸，没接茬，以示威严。
李昆仑说：“不过你们可别省钱啊！”
我心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一个月花十万块钱找大学教授来当保姆，说不定也找得到。
我没做声，我倒要看看这个张嘴闭嘴“多大个事儿”的小伙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没出两天，李昆仑递给我一份简历，应聘是个女孩儿，二十二岁，名叫伍朵云，出生于西部山区，在上海读大学，学装潢设计，毕业后本想在上海发展，换了四五份工作都不满意，愿意到我们这个靠近上海的小城镇做保姆。让我吃惊的是，李昆仑跟她谈成的聘酬低得离谱：包吃住，两千五一个月。这小子一张嘴巴，我算又一次领教了。
我心想，老子将来千万别跟这小子打官司，惹不起。
见面时又让我大吃一惊。这女孩子端庄秀丽，清秀大气，身材匀称，一米六好几，健康而充满活力。我把他带到父亲面前，父亲的眼睛一亮说：“这女孩我在哪里见过！”
我心想，老先生大概又糊涂了，怎么可能呢，人家要么在西部山区，要么在上海，西部山区比月球还遥远，月球至少我还能见，而西部山区我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模样。就算最近的上海，离我们这小城一百多公里，隔着一条长江，父亲不旅游、不上网，上哪里去见这女孩呢？
父亲不糊涂，他让小伍坐下来，冲着李昆仑说：“去，给姐姐捧杯茶来。”
我爸一副接受的样子，让我妈既高兴，又有些失落。
我爸开始问话，他问小伍的老家在哪里，家里都有什么人，念过什么大学，读过什么专业……跟公安局查户口似的。到后来，听得我妈跟我都没兴趣继续听下去。李昆仑早跑到院子里抓玉米籽喂鸡去了。父亲没工夫理会我们，继续他的“审问”。女孩很有礼貌，每回答完父亲的问话，都要带上“叔叔”两个字。比如“是的，叔叔。”“我老家确实有两座山，一座叫吉乃山，一座叫哈甘山，所以我们那地方就叫吉乃哈甘，叔叔。”当吉乃哈甘四个字蹦出来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的眼睛都睁大了。母亲其时在擦桌子上的灰。他俩如此一致的神情令我感到奇怪。
母亲跟父亲对了一下眼神，获得默许，问小伍：“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伍精文的人？”
小伍满脸奇怪的神情，看了一眼我父亲，又看了一眼我妈，满脸迷惑地说：“他是我爷爷。”
“难怪你一进门我就觉得面熟！”躺在椅子上的父亲立即显得异常激动，他身子卷曲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可惜没有能够，他重新老老实实躺到椅子里，对小伍说，“你不能称呼我叔叔，你该称呼我爷爷。”
小伍满脸奇怪。父亲看了我妈一眼，似乎多年的秘密不得不说出那样，声音异常柔和：“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你们那个地方待过好几年。那时候我们就住你们家，你爷爷那时候是生产队长。”
这句话像横空出世的蛟龙，一摆尾巴，把我弄得时空错乱。啥叫他乡遇故知？这就是。别说小伍一点心理准备没有，连我都觉得像一个皓首穷经的老家伙，在书海中秉烛夜游钻研了一辈子，临到终点，突然发现答案其实就在当初那一页的背面。我对小伍立即有了亲近感，敏感地察觉到，小伍也许就是一根稻草，一部解码器，通过她，或许能抵达我爸我妈的过去。我对小伍的未来充满期待。
小伍激动得脸都红了。她没想到在远离故乡三四千公里的地方，竟能遇到爷爷辈传说中的故人。小伍受过严格的求职训练，她很快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甜蜜而沉稳的微笑再次回到她脸上：“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李秀才爷爷？”
父亲点了一下头：“我就是李江南，你们那里的人都招呼我‘李秀才’。你爷爷身体还行？”
“我爷爷走掉好多年了。”小伍说。
父亲顿时像被摘掉一块勋章那样，怅然若失，他叹气：“你爷爷多棒的身子啊，没想到我这药渣倒比他多赚了许多年岁。”
小伍说：“大山里，缺医少药，生活条件差，比不得城市。”
父亲说：“你们出来了就好，出来才有出路。”
小伍说：“不出来不行，村子里除了几个老得走不动的，如今能离开的都离开了，到外面打工或上学。我父母也在福建打工好多年，我在福建上的小学、中学，直到后来考上大学，看，到现在，我不也就上你们这儿来了？”
父亲望了一眼窗外人烟日渐稀少的小镇说：“看来哪里都一样，乡村的往城市里跑，小城市的往大城市跑，要么跑干净，要么全集中在一起！”父亲的话戛然而止，他累得喘不过气来，等气喘过来了，他安静地闭上眼睛，睡过去了。
四
我把一堆纸扎搬到太阳底下晾晒。楼房、轿车、冰箱、彩电、飞机……整一个儿浓缩的帝国，在屋外的院子上摆开了。古代的中国帝王，活着的时候就开始造地宫，生前把伺候用的东西准备齐全。我爸这堆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性质跟帝王一样，可又不一样，首先，他不以昭示自己的权力为目的，他没有什么权力好昭示，他就顶多是个煤球厂的老厂长，大半辈子无欲无求，十足的闲散人员。其次，他老人家把葬礼搞得跟联欢会似的，说明他看透了生死。生是什么，死是什么，说得多隆重都不过是一个过程；生的时候，让每一个必然要走向死亡的人快乐；死的时候，让继续活着的人继续快乐。第三，到了老年，他迷恋上了民族文化，读了许多关于传统文化的书，他把传统文化中关于葬礼的快乐文化读出来了，他想做一次完完整整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快乐死亡的范本。
对我们来说，积极参与他主导的这一出大戏，是对他老人家的临终关怀，没有比满足老年人的临终要求更孝顺的事情了。
我从汽车后备箱里把糖盒子搬进屋来。父亲老早就开始收集小镇上的人的电话，他让我妈按照这些电话开了单子。他说，到时候单子上的人都要通知到，到不到场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把糖块要交到他们手中。为此我郑重其事买了两大纸箱子，每个箱子里装了一百多个镀金铁皮盒子，盒子里都塞满了糖块和德芙巧克力。
我妈和小伍在厨房里忙乎一阵，饭菜摆上桌。我把父亲从房间里推到桌子边。父亲见了镀金盒子装的糖块，高兴得像孩子似的，说：“这就对了。这个体面！”
父亲进食很少，喝了点鸡汤，什么也不吃了。汤是我用小勺喂给他的，他含在嘴里，好一会儿才吞下去，像在咂摸其中的滋味。他见我吃得太快就说：“风乐，吃慢点，慢慢吃，不容易胖。”
我拍着一身肥肉说：“你儿子我现在喝空气都长肉。还是让我先享受吧，反正人生就那么几十年，能享受尽量享受。”扭头冲着我妈说：“谁叫我妈养的土鸡那么香呢？”
父亲不再说什么，带着快乐的表情看着我狼吞虎咽。他不看我还好，他盯着我看，我的速度反倒慢下来了，装起斯文来。装斯文是件非常难受的事情，缩手缩脚，像第一次到白宫做客。为让父亲开心，再难受，我也得往死里装。
吃过午饭，父亲让我把他推进房间。往常这时候，父亲一般要午睡。今天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他让我坐在他身边。他说：“这一阵我在琢磨一件事，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把你最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免得你整天胡思乱想，将来乱写一气，到最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你爸是现实，不是小说。”
我乐开花了，哈哈，任你铜墙铁壁也有垮塌的一天，天意啊。我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人民群众是欢迎李江南同志坦白的！”
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生气：“那我就不说了。”
脸上的表情表明，生气是真的。
我赶紧握住他的手说：“你不说，我就编小说，至于把你编成啥样子我不负责，谁叫你该坦白交代的时候不坦白呢？反正你不可能从那面爬回来找我算账！”
“你能不用‘坦白’两个字么？”我妈不知什么时候进屋来，对我说，“他一辈子最讨厌这两个字。”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都不待见这两个字，我马上改口重复父亲刚才的话：“老爸是现实，不是小说。你是你这部历史的主演，你不告诉我，就是对你自己的极度不负责任。”
父亲脸上的表情缓和过来，口气也缓和了：“要不是小伍出现，我真的不愿意触碰那段日子。”又说，“嗨，这丫头，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偏偏这时候出现，你说，算不算天意呢？”
我偏不正面回答他，我反问他：“你说呢？”
如果有一面镜子，定能照出我脸上绽放的花朵。
我往窗外望去，倒春寒已经结束，阳光明媚，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父亲开始他断断续续的故事。他随时需要休息，停下来，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再继续讲。为了让读者不厌倦，我省略掉他养神的部分，使这个故事变得流畅好读。
跟随讲诉，我回到了他和母亲的青年时代。
父亲年轻时是个有为青年。读大学的时候学酿造。要按照现在的情形，他可以在酿酒厂、酱油厂或者酿醋厂发挥特长。他毕业那年，这几个厂都满员了。按组织分配，他被任命为煤球厂的厂长，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带领二三十号人打煤球。那时候什么都凭票供应，煤球跟火柴、布匹一样，属于紧俏物资。他从没为专业不对口感到过委屈，相反，他有相当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每天第一个进厂，最后一个离开。他亲自抓散煤进厂和煤球出厂工作，对掺加的黄泥严格控制，不能多，也不能少。三年时间不到，煤球厂的生产经营，让他给搞得风生水起。
日子要是就这么一帆风顺地过下去，恐怕他一辈子都没什么遗憾。工作了四五年，他娶了同样在煤球厂做工的我妈。两人一起努力一年的结果，我呱呱坠地。我的到来为他们增添了劳累和快乐。我妈每天忙完工作忙家里，我爸则整天扑在工作上。从前，散煤露天堆放，刮风到处飞，下雨四处淌，周围的居民在工厂排水沟外面放两个密实的篓子，专接水沟里淌掉的煤屑，一年到头烧不完。我爸跟几个老工人一合计，带领工人搭起三间高大的半厦敞篷房子就把问题解决了。从前，掺加进煤球的黄泥都是工人自己去挖的，煤球厂没有自己的取土处，经常跟老百姓发生争执。我爸想了个办法，让周围老百姓按照厂里的要求，挖黄泥换煤球，不仅解决了取土矛盾，也让周围老百姓享受到煤球厂的福利，从此与周围老百姓亲如一家。从前，蜂窝煤在运输过程中为防碰坏，只有六个眼儿，用料多，还常常烧不透。我爸动了一番脑筋，蜂窝煤用草筐子装，十个一筐，蜂窝煤上的眼儿增加到十二个，易着，火旺，还省料。那些年，从上级到本厂职工，都夸我父亲能干。厂里和家里的墙上都挂满了锦旗和奖状。别人都说，照他那势头，前途无量。
有一天，上面派人来揪资本主义当权派。这活儿始于三年前，以前以为这事也就报纸上说说，学文件的时候念念，没想到真给搞到了煤球厂，还给煤球厂分配了一个当权派指标。父亲三十刚挂零，正意气风发，敢拍板，敢负责。他熟读文件直到能背，把厂里三个副厂长、一个会计、一个司务长，以及厂里的每一个人都过滤了几遍，没找出一个符合条件的人来。上面到规定的时间完不成任务很着急，一再催促。父亲反复声明：“本厂没有你们想要的人。”上级干脆把工作组派驻到厂里，将这几十号人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天天要吃要喝，香的辣的，稍有怠慢，说话的腔调就阴阳怪气。起初父亲忍着，想想纵使是一堆瘟神，也待那么几天，送走就好了。没想到工作组一住就两个月，白天睡觉，晚上把一帮劳累一天的工人集中起来开会，声称谁打瞌睡，谁就是他们要的人。一帮工人为对付瞌睡，辣椒、竹刺都用上了，手段失败。工作组于是分成两个组，白天晚上不休息，轮番给工人开会，学习文件，生产停下来，煤球供应不上，前来拉煤球的单位拉不上，意见大得能把天戳个窟窿，怨气都落到厂里，落到我爸身上。我爸一怒之下，把工作组的人大骂一顿，还写汇报材料给上级，声称这一帮人安心破坏生产。
他骂人家不要紧，向上级写汇报材料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上面完不成指标，他们也过不了关。他们正愁得晚上都睡不着呢，父亲这火一发，他们个个在心里乐开了花：正愁帽子批发不出去呢孙子！
“生产算个毬啊！”他们说，“能比学习文件更重要？”
一夜之间，他和我妈的工作没了，家也没了，我被我妈急急忙忙送到乡下奶奶家。随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去了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三年后，我奶奶才打听到，他们被发配到了大西南。奶奶在世经常教育我：“你要学乖，要听话。不要像你爸，犟得跟牛似的，一人遭灾，全家受难。”
后来据说，要是我爸当时能举白旗投降，及时示好，最多批斗游街，或者放到五七干校或牛棚关上几年。父亲一个热血青年，被扫地出门了还不依不饶，认准死理，坚决认为自己正确，工作组胡闹，不分地点场合，口口声声说“这帮人安心到煤球厂破坏生产”。我妈那时候，用她的话说也“太年轻了”，跟我爸一样认死理，当锣对鼓地跟人家干。于是，人家一合计，就把他俩发配到大西南。发配时还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说这是成全他们夫妻两口。
父亲说到这儿，声音变小了，他的力气只够他说这么多。他不再说一句话，像一台关掉电源的收音机，啪嗒一下，上眼皮闸门那样慢慢落下，小呼噜就在屋子里响起来了。
我看看窗户上射进来的光线，时候不早了，我决定回城。我不回家，李昆仑就可能不回家，他现在高三，再过几个月就高考了。清华北大之类早在他初中毕业就不痴望了，我的希望像放到水里洗的盐，越洗越少，如今他只要能考上个大学，不管是三本还是专科，只要能毕业证搞到手，都算祖坟冒青烟了。
刚到家，我妈打来电话说我爸醒了，正找我呢，他的故事还没讲完，他要找我听故事。我只好对她说，请她转告我爸我明天再去。到了我这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经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我能想象得出父亲此时有多么失望，有多么急切。刚想到“急切”这个词，我就预感有些不妙，父亲也许真着急了。
进了家门，顾红桃在厨房里忙活，李昆仑在家，没闲着，在阳台上把花盆里的兰草、常青藤、非洲茉莉什么的都拔掉了，枝枝杈杈的堆成一堆。我问他干嘛呢。他说我种菜。
我说：“花盆种菜，亏你想得出来！”
他拿出一个塑料袋对我说：“青菜种子。你儿子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可惜了那么多花花草草。”儿子手头的种子出乎我预料。
“有什么可惜的，”儿子说，“在家里种花种草，不外乎给水泥钢筋的鸟笼增添几盆绿色。既然这样，倒不如种菜。种花种草只能看，种菜就不一样了，长的时候绿汪汪的，好看，长大了，采下来当菜，不撒化肥不打农药，纯天然，无污染，整个过程都没浪费，怎么样？”
我刚还有些心痛那些花草，给他这么一说，观念就转过来了：有道理啊。
“你作业做完啦？”我问，成绩再差，也是高三学生。
“不做了。”儿子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副事不关己的腔调。
“你被特招了，还是提前录取了？”我心急，说话就重了些。
“我不用去学校了。”儿子坦然镇定得令我吃惊，“我找学校商量好了，在高考前我不用到学校。反正去了也听不懂，与其坐在教室里像畜生一样受煎熬，不如人性化管理，我每个星期一去报个到，其他时间待在家里，保证不惹是生非。等参加完高考，拿个高中毕业证就行啦，比尔盖茨也不过是个中学生呢。”
“全世界的中学生多着呢，只有一个比尔盖茨。”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李昆仑。”
他拿出他自高三以来的成绩单，吉普赛人的算命纸条那样摆在我面前，除了化学始终在95分以上，其他五门加一起，总分没哪一次超过200分。我轻轻叹了口气，儿子比我和顾红桃更了解自己。我还是不甘心，我说：“离高考还有好几个月呢，不到最后不要灰心丧气。咬咬牙就过来了。”我明显感觉，我的口气是成人跟成人对话的口气，我充当黑脸的日子就此结束。
“我没有灰心，也没有丧气。将心比心，爸，把你放到剑桥大学课堂上，一句话听不懂，你能坚持几天？”儿子一副破釜沉舟、志在必得的沉着镇定让我相信，他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再说了，我在为我的未来作实实在在的打算。”
顾红桃没词儿，她早就没词了。我相信她早就知道李昆仑的成绩，这些年我总在外面忙乎，儿子的事情全靠她打理。她怕我逼儿子，揍儿子，一直把我瞒着。她不知道，迟早要见天的。看，到现在既成事实，一切都晚了。前后就那么几分钟时间，我的心态一下就逼近父亲，儿子就像那河中撑船的人，他不使劲，我站在岸上喊破嗓子也没用。与其喊破嗓子，不如作壁上观，静观事态发展。闲云野鹤，飘然物外，有时候，是不得已情况下最明智的选择。
我平静地用商量的口气问儿子：“你准备将来干什么？”问完我都觉得茫然，还差几个月才满十八岁，稚嫩的肩膀，怎么扛得起沉重的日子。
“种菜。”李昆仑见我满脸迷惘，说：“如今菜价那么贵，你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问题。之前总惯性地认为，不管菜价大了小了，这些年大家都在涨工资，涨一次工资提一次菜价，属等比例发展关系。
“两点原因，能种菜的土地少了，种菜的人也少了。我打听过了，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现代农业，比如采用钢架大棚，国家有投资补贴。有补贴，就降低了成本，降低了风险。我有个同学的老爸以前在全世界做生意，四处奔波，现在人家投资现代农业，每天拉往上海的蔬菜就是四卡车，一年到头，你算算，得多少收入？”
我又被他说服了，小城是上海市菜篮子的主要供给地。我问：“你从小长在城市里，没有一点种菜的经验，能搞好吗？”
“我这不是在实验么？”李昆仑对未来信心满满，“再说了，也不能样样都我自己干。一般现代农业，一承包就是三五十亩，哪能光靠我自己忙活儿，得请一两个经验丰富的农艺师，请上十来个会使用现代耕作工具的农民——最称心的当数安徽菜农和山东菜农。到时候，你儿子只要夹个包，网上联络联络，各处跑跑，就把生意做了。”
我还是转不过弯来：“你真不想去读大学了？”
“如今的大学你又不是没见识过，只管进，不管出，四年毕业到底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天知道。”李昆仑把话锋一转说，“关键是你儿子我从高二开始就没认真念书，欠账太多了，与其去混日子，不如早点干实业。将来有机会，你儿子我又确实需要，再有选择性地听几堂大学教授的课，谁还敢说你儿子没文化？”
顾红桃把饭菜端上桌，说：“宝贝，你有没有想过，这一来你就可能成为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这话我听起来都反感，我尤其反感儿子都那么大了，还左一口“宝贝”右一口“宝贝”地喊。儿子自不在话下：“妈，我说你观念落后你不相信。如今农民都将成为一种职业了，还谈什么社会地位。你没见我们城市那些建筑老板、五金老板，都没多高的文化，但是人家能做生意，能把生意做成，于是就成了这样明星那样代表，风风光光。你呢，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人民教师，别说什么代表委员，连上街买小菜，人家不缺你的斤就少你的两……”
我问李昆仑：“国家的法律你懂么？”
“多少懂一点，”李昆仑对我这个问题迷惑，“爸，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只要不违法，你按照你的思路来。”我说，“不过，既然你是我儿子，能跟我们商量的，你尽量跟我们商量。爸只会成就你的好事，绝不会坏你的事。”
儿子高兴起来。他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听见我用商量的口气跟他说了那么多话。他也意识到我唱黑脸的日子结束了。儿子说：“爸，你放心。”
吃了中饭，儿子出去了，顾红桃满脸愁云问我：“你就这样把儿子放弃啦？”
“什么放弃啦？”我心想，要说放弃，是你老人家先放弃的，当初要是早些让我知道儿子的成绩，不至于有今天。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因势利导。
“他决定不上大学，你就同意他不去上？”
我本来想说这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事情，而是他能不能上的问题，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我说：“人家都铁了心不念了，你难道要拿菜刀架到他脖子上逼他硬上啊？”
五
丢掉书包的儿子，反倒天天准时回家，经常下厨房帮顾红桃做这做那，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要是我坐下来没事，他也坐到我身边来跟我聊天——听我说话，或者任他神侃。我们像回到他上幼儿园的时光，无忧无虑，那时候我经常在膝盖上摆一本绘图读本，他趴在我身上听我讲故事。那是我跟孩子最美好的时光。如今，我像卸掉一个包袱，不用为他的成绩患得患失，不用为他晚归操心劳神。
芦花小镇我跑得更勤了。
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糊涂的时候越来越多了。看见了我他会清醒一些，他继续向我讲诉他的故事。故事断断续续，经常重复颠倒，经常缺失一些重要内容，需要我妈和我的想象来共同完成。
押解父亲和母亲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小伙子，女的是个中年妇女。父亲问他们我们这是要上哪儿。小伙子生性活泼，刚要回答，被中年妇女阻止了，她冷冷地横了父亲一眼说：“问这么多干啥？到那边就知道了。”
先是坐汽车，然后坐火车，接下来又坐汽车，折腾了五天。一路上小伙子几次想找点话题打发寂寞时光，每一次不等张嘴就被中年妇女阻止了。小伙子本以为这是一次不错的旅程，没想到碰上一个一个眼神就足够他忙活儿半天的大妈，心情一天比一天坏。到后来，他的情状也跟押解对象差不多。
这四个人就像极不和谐的一家四口，叮铃哐啷到了一个我父母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县城。这个小县城比芦花小镇大不了多少。只有两条街道，一条菜市街，一条骡马市场。两条街像两条裤管，就是县城的全部。四个人在崇山峻岭中坐了两天两夜的车，小伙子晕车，吃啥吐啥，黄疸水都吐干净还吐，到了地方，又累又虚弱，声称死掉才舒服。住到县里腾出来的三间屋子里，我父母以为就在这儿了。
中年妇女习惯性威严的脸上飞快地滑过一丝嘲讽：“你们想得真美！”
事实上，他们真的想得太美了，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时隔那么多年后，我父亲还佩服那个决定把他们指派到吉乃哈甘的人——要有多么巨大的想象力、多么丰富的地理知识，才从地图上找得到这个地方。
小伙子打死也不愿意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你就得喊我爹娘来给我收尸了！”他冲着中年妇女发脾气，“要去你一个人送他们去。我根正苗红，我死了你赔不起！再说了，你就把他们丢在眼下这块地方，放开他们自己跑，他们这辈子也不一定跑得回去。”
中年妇女只好求助县里。在县里唯一一部手摇电话机上摇了足足一个时辰，终于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又过了两天，公社革委会主任和队长牵了两匹马。父亲和母亲以为两匹马是主任和队长的座驾。那两个人牵着马在前面走，我的父母跟在后面。出发的时候，中年妇女在这几个人身后散下一地不放心的目光，千嘱咐万嘱咐那两个牵马的人要好好改造我父母。
出了县政府大院，穿过半条骡马市场，走上他们要去的道。青色的石灰石铺地，马脚印踩马脚印，石灰石上，一个个由马蹄踩出来的脚迹深深凹入石头中，像一串岁月的珠串。两个满脸漆黑的中年男人请我父母骑马。我爸我妈受宠若惊，千推万辞不过，只好听那两个人的。父母亲都是第一次骑马，洋相百出。我爸要么半天翻不上马背，上了马背又下不来。我妈就更狼狈了，她不晓得两条腿要夹紧，上坡的时滑到马屁股上，下坡时滑到马脖子上，一路上大呼小叫。两个中年男子黑红的脸膛上尽是和善的笑容，他们高兴看两个城里人的把戏，不时教他们骑马的知识，给他们提供帮助。
两人的热情让我父母感觉，这哪像是去改造，简直就是去走亲戚。一路流泉飞瀑，溪水隐现，峰回路转，路虽难走，多日压抑的心情，逐渐舒朗开来。
到了吉乃哈甘，前面的路连马都不能骑了，全是崎岖山路，只能拜托各自的两条腿了。
吉乃山和哈甘山就像一个躺下的人伸开的两条大腿，左腿是吉乃山，右腿是哈甘山。他们要去的寨子，在两条大腿根部结合的地方。
对于从来没见过大山的我父母，这两座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到处都是悬崖绝壁，飞瀑流泉隐现期间，古松怪石不一而足。公社位于大腿左侧外面。从公社到吉乃哈甘寨子，要顺着号称大腿左侧的吉乃山脚下绕，绕过脚尖，再沿着大腿内侧往大腿根部行走，一路都是上坡路，由长短不齐的石条铺成石梯子。石梯路外侧是深不见底的沟涧。走在石梯路上要格外小心，在转弯或者两人相逢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可能栽下数百米的深涧。就因这个原因，吉乃哈甘山寨至今没有一匹马，搬山货全靠人力。人力虽相对安全，但路程相当远，从公社到山寨，必须准备干粮和火把，早上天不亮打起火把出发，晚上打起火把才回得了寨子。
“那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啊！”父亲口齿清晰地对我说。阳光已经转到屋子另一边，没有阳光射进来，屋里光线柔和，我替父亲多盖了一条薄被。父亲不喜欢躺在床上，白天他喜欢有光亮的地方。
在吉乃哈甘，房屋的墙都是由黑石头垒起来的，以原木做梁柱，房顶上盖的不是瓦，是一块一块一米见方的青黑色薄石板。屋子从里到外黑不溜秋。当地人称这种房子叫黑瓦屋。屋子中央一个火塘，中间烧火，烟从房顶上的石板缝隙钻出去。火塘里侧，靠墙的位置是一家人的床铺。讲究的睡在木板上，不讲究的，铺上丝状山茅草和玉米壳，再在上面铺一层羊毛毡子，就算是床铺了。男人的衣服是对襟整片裁剪的，裤子也是对开裁剪的，前面一片，后面一片，为了将就裤腰和臀部，裤脚显得硕大无比，成人的一只裤脚都能躲进四五岁的小孩。没有裤腰，在貌似裤腰的地方用一条牛皮绳一扎，就算把裤子穿上了。女人的裙子则讲究得多，工艺复杂而讲究。在这里，女人一辈子能穿上五条裙子就算是大富大贵的人了。裙子百褶，花色丰富，裤腰往下，赤橙黄绿青蓝紫，一种颜色一截，一直到脚背。在这里，无论男女都不穿底裤。我妈起初不信，后来见一群人中一位妇女，在大家交谈中，转了半圈身子，裙子撒开，她蹲下身来，裙子像五彩的花朵铺到草地上。等再站起来的时候，身下是一滩冒着热气的水，我妈就相信了。她身边的人谈笑自若，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山寨位于半山腰上，石头多，土地少，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几颗土豆、玉米、圆萝卜和苦荞。我父亲和母亲进寨子的时候是在秋天，落光树叶的树上从上到下挂着带苗的、盘子大小的白色根茎。带领他们的人说，这是萝卜中的一种，当地人叫圆根，也就是圆萝卜，是山寨过冬的主要蔬菜。这些东西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寨民大多数时间都在采药，虫草、天麻、茯苓、桔梗、秦艽、附子、金铁锁、川贝母等等，上缴的时候都必须是干货。上面有指标，达不到指标要吃批评。这里的男性寨民，个个都练就了飞檐走壁的本领。山寨位于海拔两千多米坡地上。吉乃山和哈甘山最高峰都在四千米以上。
“到了那里，我跟你妈又活出个人样了。”父亲歇了半天说。
父亲和母亲被山寨的人当客人来看待。我妈被分派去跟几个年老的妇女看牲口。后来他们知道我父母识字，就腾出一间房子来，让我妈教山寨的孩子识字，寨子里无论老小见到我妈都恭恭敬敬称呼“老师”。本来，他们还想请我爸跟我妈一起教孩子识字的，可我爸更喜欢在野外跑，山寨的孩子不多，据说高寒地带，不易受孕，他参加采药队。
山寨里有一个从上面派下来的干部，负责安排大家早请示晚汇报、读语录。那是个爱抽烟的滑稽老头，他经常读错别字，比如读《浪淘沙•北戴河》，他第一句就读成“大雨落山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轮”，不晓得他是不识“幽”和“船”，还是故意这么干的。听众毫无反应，有的把袄子脱下来捉虱子，有的抽旱烟，女人们都做针线。我爸立即指出他的错误，于是，那个干部又把正确的读一遍。听众还是反应都没有，捉虱子的继续捉虱子，抽烟的继续抽烟，做针线的继续做针线。人群里还不时传来放肆的呼噜声。时间能改变一切，慢慢地，我爸我妈就习惯了，到后来轮到我父亲读文件，他也要故意读上几十个错别字。那个滑稽的老头非常高兴，遇到我爸读得特别妙的错别字，他像戏园子里的观众那样，响亮地鼓掌，嘴巴里大声喊好。
我表示抗议：“既然你们在那里过得这么好，为啥不写封信给奶奶呢？奶奶为你们可是哭干了多少眼泪啊，她到去世都不知道你们还在不在人世间。”
父亲本来就累了，给我这么一岔，就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他用眼神示意我妈，我妈明白，她说：“别说吉乃哈甘，连吉乃哈甘所在的那个公社，直到我们离开那里，都还不通邮。”我妈说，那里的人一辈子都没有信的概念。
我妈转身看了一眼小伍，意思是问她现在通不通邮路。小伍说，她离开那里时也不通邮，据说现在通邮了，不过只能送到乡上，估摸自己有信自己去拿，否则，就只能托顺道的乡亲带口信给当事人，当事人自己去拿。一封信最快要一个月才收得到，最慢的，一年也可能落不到收信人手中。因为信号问题，至今不通电话。
这是个怎样的世外桃源？我打破脑袋也想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六
我以为父亲歇一口气会接着讲下去，很快发现，我高估了父亲的健康程度，一口气还没歇完，他又糊里糊涂的了。这之后都糊里糊涂的。连续多日，从我进家门到离开他都糊里糊涂的。时间已快六月了，天气开始热起来，可他还像冬天那样，离不开窗户上透进来的阳光。褥子已拆下来洗过好几次了。父亲大小便都由我妈伺候，其他的，比如早上从床上抱到躺椅上，傍晚再从躺椅抱回床上，都由小伍一手操持。小伍说：“秀才爷爷的分量越来越轻了。”这一阵我老梦见我跟父亲在一条路上走路，往哪里去不知道，走到一个岔路口，父亲对我说：“你回去吧，不要送了！”他向我做了几下让我回转的手势，然后转身，挺拔着身子，沿着他要去的那条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在梦中，父亲的腰杆笔直。他挺直了腰杆真是一表人才，帅得像从国旗班里出来的。
这一阵，顾红桃经常陪我回芦花小镇，对于一个对大学已不抱任何希望、只等毕业考试完毕拿个高中文凭的李昆仑，他也经常在我出门的时候，临时起意似的钻进我的汽车。
现在，父亲看见李昆仑才会清醒一些。他才不去过问他孙子为什么不到学校读书呢，只要看见孙子，他就很高兴。父亲把李昆仑喊到身边。李昆仑一米八几的个头儿，俯下身子他爷爷才能看清他的样子。其实父亲的黑眼仁儿早在几天前就比平时大得多了，到了现在，黑眼仁儿几乎占满整个眼眶，没有一丝光泽，我猜想，他老人家压根儿看不清他孙子的样子了。父亲声音洪亮：“好孙子，你该记得你的任务么？”
“发糖！”李昆仑回答很干脆，盾牌似的镜片亮闪闪的，跟他脸上欢乐的表情相映成趣。
“不对，”父亲纠正说，“是发喜糖。”
“爷爷说得对，爷爷这是出嫁了。”李昆仑说出父亲最想听的话。他继续讨好他爷爷：“爷爷，我让扎库的师傅给你扎了好几部手机，三星，苹果，小米，都有，都是最新款的，你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
我妈插话，对父亲说：“老家伙，你到了那边，别动不动就给你孙子打电话，信号从那边转过来不容易，收费肯定比越洋电话贵。”
父亲满脸舒适的表情。他本来觉得扎一架飞机已经够奢侈的了，没想到，我们再次请扎库师傅来扎临时用品的时候，他孙子李昆仑建议给他老人家扎几个手机。李昆仑把扎好的手机摆到他爷爷面前，他爷爷快乐无比，他用手摩挲着纸手机对我妈说：“你担心个屁啊老太婆，我又没有我孙子的电话号码！”
他眼睛转过来对着我说：“扎库师傅还来不来？要来的话，让他多扎几十个。”
我妈说：“你要那么多干啥呀？莫非你要到那边开手机店？”
“你看我像做生意的吗？”父亲脸上露出不屑，“光我有手机别人没手机我打给谁？到了那边，只要是老朋友，只要有需要，我就送一个——再好玩儿的东西，一个人玩儿，是玩儿不起劲儿来的。”
顾红桃难得回来，此情此景她适应不了。转过背，她悄悄问我：“我看现在不光爸爸稀里糊涂的了，你们一家人都稀里糊涂的了。”
我问她此话怎讲。
“听你们的口气，死好像是件挺好玩的事情，挺享受的！”
“对老爸精心策划的葬礼，想悲伤都悲伤不起来。”
顾红桃还是不能理解。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须抓紧时间，趁父亲清醒，从他那里多掏一些东西。我说：“爸，你在吉乃哈甘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我爸像给弱电击打了一下，脸上恍惚的神情倏忽消失，认真严肃地问我：“上次讲到啥地方了？”
我对他说讲到啥地方。他又要重复上次讲过的事情，我及时引导他把故事接了下去。
我父母亲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伍精文家里，也就是小伍的爷爷家。伍精文家宽敞，一楼一底，两层木板房子。伍精文实际年龄比我父母大一点，面相却比我父母年长二十岁，身体硬朗，脸膛黑红。他老婆是个矮墩墩的和蔼女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一个已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小的一个比我年长两岁。
那时候，父亲脑子里还有许多“正统思想”，他对伍精文说的第一句话是：“伍队长，要认真抓好阶级斗争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咋不认真了？”
“那下派干部读文件错别字太多了，这不对啊！”
伍精文白了我爸一眼说：“我们都不识字，你们念的啥，我们听了几十遍没听明白一句话，无所谓对不对。”
伍精文的理直气壮让父亲大骇。为表示忠诚，他利用到公社的机会，托人辗转把一封信带出去。
我问他：“你都写了些什么？”
“嗨，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不要脸的事情，”父亲苍老的脸上满是懊悔，“从后面的情况，你就知道我那封信写的是什么。”
不久，上级派来几个人，把那个爱抽烟的滑稽老头五花大绑捆走了。另派一个年轻小伙子下来。这小子来了，全山寨的人日子没法过了。老百姓白天出工干活，晚上集中到生产队大仓库的几盏煤油灯下背语录，他教一句，大家跟着背一句，背不出来扣白天挣出来的工分。
让一群不识字的人背书，相当于让我们背希腊文经典，比挨打还痛苦。
山寨的人恨死那小伙子，恨死父亲。
我父亲佯装理直气壮，到底心里发虚，我妈一句“都是你干的好事”就把我父亲的忠诚彻底打垮了。父亲意识到，自己打破了本不该打破的宁静，干了一件要全寨子人的命的事情，可他仍旧绷着，没有忏悔的意思。他依然觉得自己干了件忠于这个忠于那个的大事情。
夏至前后，天气转暖，到了开挖虫草的时节。
虫草在现在，金贵得不得了，在那时候的吉乃哈甘，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的山头上，满草坡都是。
伍精文集合全生产队的壮劳力上山。父亲作为壮劳力之一也去了。他说走就走，穿了件单衣就出发。他见别人也穿单衣，他不知道人家的背包里还装着棉衣。
大家都看出我爸很快会出洋相，但谁也没提醒他，他们都想看看这个有着“正统思想”的家伙如何狼狈。我爸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尴尬发生。山下已是初夏，这地方七月之前很少下雨，气温飙升很快，这时节有时候穿背心都还嫌热。
虫草长在海拔三千八百米以上的高山上。这时，高山上的冰雪开始融化，虫草长出一厘米左右的新苗，极易辨认。前后不超过半个月时间，等其他草长起来，就再也分辨不出虫草了。
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爬了两个小时，父亲终于读懂了众人出发前含而不露的目光。爬山是件累人的事情，他喘着气，五脏六腑热烘烘的。雪峰上冰冷的山风从山顶上溜冰似的滑下来，冰冷刺骨，一浪一浪的雪风持续不断地搜刮父亲单薄的衣服下那一点点可怜的体温。体表和内体两重天，水深火热。
社员们纷纷从包里取出棉衣棉裤穿到身上，一双双得意和满足的眼睛掠过父亲瑟瑟发抖的身躯。他那副高大的身躯在看不见的寒冷中，颤抖得可怜又可笑。众人继续爬山，继续赶路，一句同情和安慰的话都没有，谁都没跟父亲说一句话。
父亲终于彻底体会到，什么是最不受欢迎的人。父亲开始反省自己：这里需要文字么，这里需要文件么，这里需要“正统思想”么，这里需要森严的等级么？山高皇帝远，世外桃源，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是些狗屁不值的东西。在这里，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这片土地的王道。
父亲在心里叫苦连天，懊悔不已。
父亲想退回去，这念头转瞬就被掐灭了。退回去会被大家一辈子嘲笑为“怂样”，比现在忍受严寒损失大得多，也持久得多。
父亲咬紧牙关，继续抖抖索索跟在大家后面。
又走一阵，山上山下到处是残雪，冰冷的风贴着山坡刮着，我爸冷得脸嘴都青了，手脚开始僵硬，不听使唤，有几次要不是边上有树或者石头挡住，一脚跨过界就栽到悬崖底下。仍旧没有人跟我爸说话，连同情的目光都没有，父亲的可怜模样他们看腻了。当然也不排除到这会他们也不知道该从那一句话跟父亲交谈起。
终于爬到了多年留下的营地，生起篝火。每个人都在营地周围寻找柴火，父亲胡乱抓了几把松针，立即围到篝火旁边去。烘烤前胸，前档那话儿慢慢恢复了，像紧缩的干豆腐皮在温水里慢慢舒展开来。转过身，烘烤后背，强烈的温暖抽去了脊椎骨里的寒冰，整个人活生生感到元神重新回归体内。
有人甩了一根旱烟给父亲。这东西是当地老百姓自制的，劲儿大。父亲别说抽，以前闻都闻不惯。这会儿父亲不傻，他明白，别人甩给他香烟就等于向他示好。他从火堆里抽出半截柴火，把烟点着了，一股比纸烟浓烈十倍的烟子，迅雷不及掩耳冲进父亲喉咙，父亲呛得只差要把心肝肺咳出来，眼泪和鼻涕都出来了。众人望着父亲的狼狈相笑得东倒西歪。这一笑，对父亲的厌恶就消得差不多了。
父亲又抽了一口。这一次他小小地吸，醇厚的烟味犹如春雨滋润了他的心肺，又像满是油花的臊子面汤，入口之后是那样细腻肥美。这种感觉是抽纸烟不可能有的。
递给他旱烟的老乡说：“城里人不习惯这个，对不对？”
父亲说：“爽得很呢，一支旱烟抵得上十支纸烟！爽得很呢！”
山寨人单纯朴实，只要有欣赏和赞美，就是一种友好的态度。大家见他这样，对他的怨恨也就烟消云散了。
伍精文把我爸从人堆里喊出来，他从他的包里拽出一件半新的羊皮褂子交给我爸说：“不管你有多高的文化，多有能耐，不给大家行方便，谁都不会把你当回事。”
醇厚的旱烟和温暖的羊皮褂子，让我爸的花岗岩脑袋一下被撬棍撬开了，一束金灿灿的阳光照彻了他的灵魂。
大家开始跟我父亲说话，围着篝火喝自酿的米酒，浅淡的液体，带着玉米和荞子的清香渗进每一块肌肉，在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点起小小的火苗。父亲还不满足，痴痴地想，可惜了我一个酿造专业的大学生，如果可能，我要替他们酿最好的烧酒，最好的烧酒才配得上如此温暖的寒夜。宿营的时候，大家把父亲让到靠近篝火的位置，跟刚到吉乃哈甘时那样，大家把父亲当贵客看待。
第二天早上，采药队来到一片阔大的高山草甸，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所有人都弯下腰了，屁股高高地拱到蓝天上，其他的草还没发芽，虫草顶一寸长的苗在山风中招摇。只要发现一株，附近就有一片。队长见我爸的效率太低，就让我爸专门替他捆扎，每八根一捆，扎上红毛线，小心地放到背包里。虫草在没被扎上的时候，似乎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有那么多脚呢，一扎上绳子就安静了，整整齐齐地躺到背包里，像一群含着桑叶的蚕，挤在一起睡觉。
那以后，父亲像换了个人，喜欢跟大家说话，愿意跟大家交流，不再装知识分子，更不绷“正统思想”，别人脱了衣服捉虱子，他也脱了衣服捉虱子；别人抽旱烟，他也抽旱烟；别人跟他开荤玩笑，他也跟别人开荤玩笑。
村里没有酒坊，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需要用烧酒，必须绕过吉乃哈甘山的一条大腿，到公社去买。因为凭票供应，好多时候还白跑。我爸靠大学学的知识，带大家设计了烤包谷酒的作坊。父亲的酒坊并没有像莫言《红高粱》里的酒那样需要一泡小便，他是专业出身，一点火就出酒，从点火就一年到头没歇过。在高寒地带，人们可以不吃肉，但不能没有酒，父亲的人缘就这么交上了。有一年，山上的猴子半夜下山偷酒糟吃，醉倒一大片，早上人们开门出来，整个山寨到处都是还没醉醒的猴子。我爸做的第二件深受大家欢迎的事情是对苦荞面进行发酵，烤出来的荞饼又香又软。在这里，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得到充分展示。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带大家从号称“大腿”吉乃山左侧的悬崖上开了一条直通公社的山道。据小伍介绍，那条山道到现在还在使用。在悬崖上开路必须用炸药，悬崖太陡，炸药包挂不住，多了会炸过界，少了又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我爸让他们把炸药放到避孕套里。在那么高寒的地方，敞开肚皮生也生不几个。成堆的套子就是现成的材料，材质柔软，填炸药安全；根据炸点的大小，决定填炸药的多少；可塑性好，可随地势改变形状。之后在岩石上凿孔，把装了炸药的避孕套塞进去，导火索自然要费一些，轰，轰，轰，三个多月时间就修成了一条通往公社最近的天梯。有一段二十多米的山崖，垂直九十度，就用垂直悬挂的藤条天梯。这段天梯每一梯上都有故事——起初，男女上下天梯不讲究次序，经常上山的时候，女的先爬，男的在后面，女的爬得慢，男的爬着爬着，上半身钻到人家裙子里去了。父亲请伍精文出面与大家约定，上山的时候，男人在前面，女人随后；下山的时候，女人先下，男人随后，从此再也没闹笑话。有了这条山道，从山寨到公社只需两小时。
山寨的孩子在我妈的指导下，慢慢认识一些汉字。有的社员知道我父母喜欢看报纸，从公社回来的时候，为他们捎带一些过期的报纸回来。有一天，我爸在报上看到一种最高只有一米二的变种马，兴奋得不行。他把这种兴奋传递给队长伍精文，由伍精文传递给公社，层层传递上去，半年过后，这个叫吉乃哈甘的地方终于迎来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十二头矮种山地马，这种马跟岩羊一样，在陡坡上行走自如，每匹马能驮一百五十斤货物。吉乃哈甘驮出去的第一批物资不是草药，而是吉乃哈甘的包谷酒。
“你们连粮食都不够吃，哪来那么多包谷烤酒？”对此我表示怀疑。
我妈接过话头回答我说：“寨子把酒送到公社，公社调拨包谷给寨子。以前全靠上缴草药，换回来的粮食有豆子，有高粱，或者土豆，这些东西吃不饱，也饿不死。拿酒做交换之后，吉乃哈甘换回的是一年到头的包谷馍馍，说话的声音从此洪亮起来。”我妈拿眼睛瞄了一眼我爸继续说，“山梁上也就有好听的山歌唱起来了。”
父亲闭了嘴，不往下说，不全因为累，他知道我妈话中的话。闷了半天，说：“不就是多听了那么一耳朵么？”
我妈说：“多听一耳朵就听出个驼背！”
“你个死老太婆，不厚道！”父亲脸上有了愠色，“好歹我也是做爷爷的人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为我留点面子会折你的寿啊？”
父亲真怒了。
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始终不愿意解释他那驼背来历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年少轻狂，喝了酒拈花惹草？还是酒后乱性，与人发生争执，在决斗中一败涂地？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衰老的父亲，在仔细安排自己的后事的过程中，也在仔仔细细维护着自己最后的秘密。
我是该感谢小伍还是该庆幸父亲一天天接近大限？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也许我永远不知道，我父母曾经被“发配”到一个叫吉乃哈甘的地方。
可就这样，我仍然不知道伴随父亲一辈子的驼背是怎么跑到他背上的。我急于知道，可不能再问了，父亲说了那么多话，累得闭上眼睛熟睡过去。
七
此后十多天，父亲一直处在糊涂之中。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挽留他衰竭的脚步。他没有病，只是器官一天一天衰竭下去，跟一个失去动力的钟摆那样，摆动的幅度在匀速减小，何时停止摆动，已是不必操心的事情。
在等待参加高考的日子里，李昆仑的大棚蔬菜据说已在西郊六十亩的土地上发芽了。跟他合伙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那当年在南非被洗劫干净的同学的老爸王叔。他们原本打算租二十亩地。西郊离城市最近，能够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早出晚归，上千亩肥沃的土地一年四季只能长荒草。他们找上门去，经李昆仑一张嘴巴嘚吧嘚吧一阵神侃，西郊领导求之不得，三十亩论租，另外三十亩暂时送给他们种。签下协议当月，十五万元的现代农业扶持款已到了他们账上。这速度和效率，看得我动心。
顾红桃不放心，打算过去看一看那一片土地，一直没抽出时间。地没去看，却对儿子的事业赞不绝口。
就在一片叫好声中，我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对。我问儿子：“你们何时动手搭钢架？”
李昆仑说：“王叔说，过一个月再动手，搭起来正好种秋季蔬菜。”
我问他，扶持款谁在保管。
李昆仑说，在王叔注册的公司账上。
我才想起，儿子虽然是合伙人，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他。我心里咯噔一下，不便直说，我说：“再过一个月天气暑热，搭钢架辛苦，工人要价高。既然资金已经到位，立马动手，越快越好。”
李昆仑看上去似懂非懂，出去找他的合伙人王叔去了。望着儿子稚嫩的背影，我为儿子捏了一把汗。我有些后悔，也有些自责，我是不是把儿子太早推向社会了？
我回头对顾红桃说出我的担心，顾红桃沉默了一会儿说：“先别给儿子说那么明白，只要把扶持款全部放到初期建设上，不怕煮熟的鸭子还飞掉。”
我说：“父亲都那个样子了，我得先关照那头。昆仑的事情，你多操些心。”
高考那几天，我和顾红桃没像其他家长那样提心吊胆、心惊肉跳，李昆仑一页书都没复习，每天拿一个文具包和各科准考证贴纸出门。儿子境况到底还是让我有些失落。
失落是短暂的，高考一结束，李昆仑的所有精力都忙乎在他的六十亩现代农业蔬菜地上。白天出去，晚上阅读他买回来的法律书籍，比他读高中时还要认真。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跟顾红桃所有的失落都烟消云散。
得闲的时候，他也陪我跟他妈妈去看他爷爷。我父亲已吃不进东西，靠几勺葡萄糖水维持着，排泄得更少。要走前几天，突然精神起来，异常清醒，嘴巴也特别好使，好使到让人怀疑他躺一会儿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我妈悄悄对我和顾红桃说：“你爸的大限快到了！”
父亲对李昆仑说：“从前，葬礼就是一出大戏。你爷爷一辈子没本事，只能在死掉以后，让你看看古代葬礼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李昆仑端着一碗葡萄糖水，不时用棉签在他爷爷嘴唇上抹一下，以保持湿润：“爷爷，你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跳舞吧？”说罢各自呵呵呵笑起来。
父亲说：“未必你爷爷跳的舞你敢看？再说了，哪有什么棺材呢？如今都是玻璃棺，你爸老早在殡仪馆替你爷爷联系好的。可惜我这干巴老头儿，烧之前还得要先冻上几天。”
李昆仑说：“那你就别忙走嘛，等到冬天来了，就用不着开冷冻了。”
父亲说：“你转过背去看那些纸扎，等不得了，要是等到冬天，就得经过一个梅雨季，那些东西要发霉的，我不愿意用发过霉的东西。再说，我自己晓得，就这几天了。”
李昆仑说：“我爸说，你的盛宴就要开席了。”
父亲似乎呵呵笑了一下，说：“你爸是作家，说得够文气。说得不错啊，你爷爷我的盛宴就要开席了。”
父亲对他的孙子说，他只要一落气，立马去把剃头匠请来，只剃前面不剃后面，意思是“后发”；接着把秦侯镇的吹班请来，让他们吹吹打打，热热闹闹，门上要贴红对联，晚上要挂红灯笼。不许哭。李昆仑的任务是向前来吊唁的人发放喜糖。同时还要督促好他奶奶在替他收拾的时候不要丢三落四，要把身上仔细擦洗干净再穿衣服，衣服是五领七层，穿在外面的不打紧，打紧的是最里面的两层，最里面一层须是红色衬衣，紧接着穿白色衬衣。穿戴整齐再放到玻璃棺材里去。盖被子，要把脚露出来，不能空手上路，要在嘴巴里用小红纸包一小撮沙金，左手心也要放一些，右手放一把纸扇。
李昆仑插话：“爷爷，你这不是真要耍杂剧吧？”李昆仑不理解他爷爷既然最后都要走进高烟囱，何须费那么大的劲儿隆重包装。
父亲说：“这都是老规矩，每一样都是有说法的。要是不懂，你爸读的书多，你可问你老爸。”
我对李昆仑说：“爷爷现在说话费力气，他说你听就是，不要跟他讨论。”
李昆仑说：“晓得啦。”
在父亲的描述中，那是美妙而迷人的三天，小屋前面的空地上搭起偌大的帐篷，吹班锣鼓和悦耳的唢呐都是欢快的调子，寂寥的村子在乐曲中热闹起来，四乡八邻听见乐音涌到这边来给父亲送行，每来一批吊唁的人，就有一串鞭炮在小屋的前面炸响，火红的鞭炮碎末欢快四溅，好闻的硝烟在屋前氤氲，久久不散。父亲静静地躺在玻璃棺材里面，四周摆满了怒放的黄菊，每一朵花，每一瓣花瓣上都带着清香的露水珠儿。四壁的围墙上是亲友赠送的挽联，好似一次隆重的书法展览。到了第三天，暂时客串灵堂的堂屋外摆起一条长凳，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我和顾红桃两口子提前准备的孝衣孝鞋，纸扎的轿子和两匹纸扎的高头大马，一匹枣红，一匹花青。我则披麻戴孝——也可不用披麻戴孝，毕竟是喜丧，西装革履，正装出行，刻意系条领带也不是不可以的。顾红桃紧随我身边，李昆仑紧随其后。我手捧孝衣孝鞋，朝躺着的父亲拜三拜，转过身，朝门外的天地拜上三拜，再分别向在场的长辈一一下礼。周全之后，穿上孝衣孝鞋，将换下的鞋子向屋面上抛去，意味着日后高发。一切停当，就该带灵巡游了，带灵巡游民间叫收足迹，是把死者在人间走过的足迹全部收回去。我手持白纸灯笼——既是喜丧，提红纸灯笼最好。李昆仑用树枝挑起他爷爷的旧衣、鞋袜和包袱，前有吹班作引，后有众亲友捧的各种纸扎，飞机、手机、冰箱、彩电、楼房……诸般器物紧随在我们一家三口之后，沿着小镇上父亲常走的路巡视一周，明亮的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身上，我像牵着父亲看不见的灵魂再次逡巡在熟悉的乡村小道上，有那么多乡邻陪着，有说有笑，父亲的灵魂一定很快乐，面带笑容，不说一句话，默默看着欢乐的大伙儿，路两边的树上的新芽在蓬勃生长，树上和天空中穿梭着各种各样的鸟，有的在谈恋爱，有的筑巢做窝，欢快的叫声跟便道上花枝招展的巡游队伍相映成趣。经过一道道桥梁，桥下清澈的河水里游鱼一群群地来回游走，岸边每到入秋就要白茫茫一片的芦苇舒展开翠绿的苇叶，长袖曼舞。煤球厂是必去的地方。煤球厂已经破败多年，做煤球的机器已不知去向，厂房千疮百孔，到处都是蒿草。职工宿舍已改建成商品房，屋前屋后载满了香樟树。巡游回来，浩荡的队伍带着旷野的青草味儿，鲜花味儿，以及透明的阳光味道，回到小屋前面不远的芦花河畔。小屋的前面已经停放起三四辆殡仪馆的白色面包车，吹班乐器再次吹起欢乐的曲子，最好是出嫁的曲子，玻璃棺材四周是亲友们，有执事的喊一声：“起驾啰！”喊这三个字一定要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相当于通知天地神鬼，一定要把最后一个字拖得足够长。众人扶起玻璃棺材向灵车走去。与此同时，河畔这厢点燃纸扎，先点楼房，有了楼房啥都好摆放，冰箱彩电沙发餐桌和床，然后是马匹轿子轿车和飞机，之后才是手机，黄裱纸做的纸钱只管烧，要多少有多少，直烧来让父亲足够开一座银行。
“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去殡仪馆，怎么从殡仪馆回来，我就管不着了。”父亲对我和李昆仑说，“你们烧完纸扎，我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
李昆仑沉浸在父亲描述的辉煌过程中，这个过程一定很好玩：首先是人多，大家都在忙乎一件事情，少不得打情骂俏，各种乡村幽默你来我往；其次，能肆无忌惮地放那么多鞭炮，噼里啪啦，真是快活——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放过鞭炮，不是怕火灾，就是怕污染；还有，尤其重要的是那一帮吹班，靠几面锣鼓、铙钹和唢呐，就能奏出盛唐之音，好似古代诸侯宗庙祭祀，一下就穿越到数百年前……这阵势，美国再先进，美国没有；韩国再美女如云、帅哥满地，韩国也没有；就连学中国古代学得最到家的日本，也不可能有。咱们不玩就不玩，要玩就玩世界人民都没有的。要不啥叫个性？对于一个从来没见过这场面的人，堪比遇上了世界顶级大戏。李昆仑说：“爷爷，你这些节目都是自己编导的。”
父亲说：“我才没有这本事呢，这都是从前的人死掉之后的传统仪式。”
李昆仑仰起干净而淳朴的面孔：“我怎么听怎么像在搞封建迷信呢？”
父亲仰着的脸，比刚才又松散了一些：“整个过程，你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爷爷就是你们的玩具。”父亲说，“爷爷让你，让芦花小镇的人看看，从前的人是怎么庄严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爷爷这是最后的葬礼。”
李昆仑就是聪明，他说：“爷爷，我懂了，这么一搞，死亡也就有了神圣的仪式感了。”
父亲纠正李昆仑：“死亡就是应该有仪式感，有仪式感，人在活着的时候才会认真地活，认真做每一件事，认真对每一个人。那些干了坏事的，没有人会给他们搞这样的仪式，他们不配！”
父亲最后一句话把我一下拉到现实中来。父亲最后四个字出口的时候，我的眼眶再也包不住眼泪，噗噗簌簌地落到衣襟上。事实上，直到这会儿，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可怜的父亲，连自己的葬礼都需要自己亲自策划。如果没有他的策划，我哪里知道那么多环节。这些年，人死了，若是乡下的，随便找几个蹩脚的业余道士念几卷听不懂的经卷，胡乱敲一阵响器，之后就拖到火葬场。城里的更简单，往殡仪馆一摆，不厌其烦地播《安魂曲》，翻来覆去就这一曲，这曲子还不是中国人作的。然后把亲友和过去的同事召集拢来，排上几列纵队，致悼词，悼词千篇一律，都是在一篇稿子上套改的，之后三鞠躬，之后拖到火葬场。
现代人，生而隆重，死而潦草。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悲哀。对死的不尊重，也就是对活着的不珍惜：反正不管你高尚还是我卑鄙，到最后都是桌上的一层灰，一抹布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高尚是多累人的事情，且容我活着的时候为所欲为，怎么于已有利怎么来；什么道义，什么正直，什么树立光辉形象，什么舍己利人，都见他妈的鬼去。
可惜父亲的力量如此单薄，他顶多能教育我，连他的孙子李昆仑都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八
父亲要走那天早上，阳光明媚，微风从田野里吹来，窗外素白的槐花开得满世界一片洁白，素雅的甜香四处弥漫，让人心生欢喜，花朵间无数看不见的蜜蜂嘤嘤嗡嗡叫喊着，带着蜂蜜的香气忙碌着；沟渠边的芦苇绿得正好，这是一年中最动人的绿色，带着新鲜和成熟，端午节就快要到了，苇叶长成粽叶的模样；各种各样的鸟儿在田野里深一声浅一声地鸣叫，几只燕子和鹁鸪从屋前的天空中唱着歌滑翔掠过。
一大早父亲醒来，无神的眼睛望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亮努力地看着，可他快占据整个眼眶的黑眼仁儿什么也看不见。父亲变得只剩一层薄薄的皮，皮下的骨头全都撑起来了，颧骨，眉骨、下颚骨，嘴唇，都快透明了，能够看得见两排牙齿凸起来和凹下去。他的听觉衰退，只有微微的喘息，说话的声音一反常态，异常洪亮，他说：“我的驼背好像就要直了！”
母亲问他：“是不是痛得厉害？”
父亲没有答话，再次洪亮地说：“风乐，你过来。”
我们一家三口这几天没有离开芦花小镇，住在家里。顾红桃听到父亲洪亮的声音，从屋外的水井边揩着手上的水进屋来。小伍跟在顾红桃身后，她们在水井边洗菜。李昆仑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进屋子来了。
父亲对我说：“风乐，我知道你一直想搞清楚我这驼背是怎么搞来背在背上的。要是能偷，早被你偷去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有什么临终遗言要说，我不希望他绕太大的弯子，我说：“爸，有什么话您请讲，儿子听着呢。”
我希望他言简意赅，多省点力气。到这时候，我希望他早些安静下来。
“吉乃哈甘是个好地方啊，遗憾我这辈子再也没到过那地方。”父亲说，“想当年，小伍的爷爷把我从山崖下捡起来，一条命差不多都去了，你妈把我的后事都准备好了。吉乃哈甘的老百姓把全年采挖的草药全用来挽救我，尤其是虫草，新鲜虫草有肉的味道……没有吉乃哈甘的老百姓，你爸我早见阎王了……我欠吉乃哈甘的情，欠得太多了。”
“老头子，你要说什么你就直接说吧，不要绕弯子。”我妈心痛我爸。
父亲似乎说起来就没完，他似乎知道这是这一生最后一次说话机会，不把该说的话说完他不罢休。他对我说：“小伍的工作就拜托你了，你要当自己的孩子那样，把她的工作安排好，包括以后成家。”
“爸，你放心，我会的。”这句话我重复了好多遍，现在我又重复一遍。父亲似乎没有听清楚，我又靠近他耳朵大声说了一遍。
“这就好。”父亲的头往后仰了仰，满意地往后靠了靠。
我感觉父亲真是太累了，一辈子做惯甩手掌柜的人，突然婆婆妈妈起来，真替他感到累。他这会儿应该好好躺着，静静等候最后一刻。他的脸色失去血色，这会儿更加惨白。脸上的皮肉松弛下来，身上的肌肉也松弛下来。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到父亲背上的骨头像垒起来的石头一块一块向下滚，咔嗒咔嗒地垮塌下来——父亲的背真的要直了。
屋外的风从门框上吹进来，好似许多天使扇着美丽的翅膀进门来迎接父亲的灵魂。
就在我伸出两个指头快靠近父亲鼻子底下时，父亲突然睁开眼睛，口齿含混地说：“风乐，害你爸摔下悬崖的是一支歌。”父亲喘着气，微弱的气体把他脸颊上的肉一阵一阵吹鼓起来，就像我们吹一个被扎了孔的气球那样，鼓起来又憋下去，憋下去又鼓起来。他一刻也没有停顿：“玄化初辟，洪炉耀奇，铄劲成雄，熔柔制雌。铸男女之两体，范阴阳之二仪……”词句古奥，音韵和谐，能够听出模模糊糊的曲调。要是父亲还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气力，这应该是一支好听的歌。
站在身后的小伍突然痛哭出声说：“秀才爷爷，您别唱啦，您歇一歇，以后由我唱给风乐叔叔听。”
“吉乃哈甘的孩子！”
这是父亲留给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按照父亲的要求，我们挂起红灯笼，贴出红对联。但父亲的葬礼并没有像父亲设计的那样规模宏大，原因是我开车到秦侯镇请吹班，得到的消息是一个年迈的鼓手师傅早于父亲两天去世了，负责铙钹的师傅卧病在床半个多月，只请到一位吹唢呐的老师傅。老师傅说，就他这一小把老骨头，只吹得动两个曲子了，一个曲子在入殓的时候吹，一个曲子在出殡起驾的时候吹。
我把老师傅请回家，李昆仑见了，脸上顿时挂出不高兴的神情。对着手机嘚吧嘚吧一阵，老师傅的入殓唢呐刚吹毕就来了一车军乐队。军乐队自带卡车，卡车上是一车搭棚子的架子和帆布。乐手客串小工，训练有素，不消一个小时工夫，屋前的灵棚就搭好了。棚子中间摆上各式各样的乐器，音响也架上了。执事负责的姓彭，人称老彭。老彭问：“又贴红对联又挂红灯笼，莫非是按喜事来办？”
李昆仑说：“喜事！”
乐队各就各位，一声清脆响亮的小号起势，圆润的圆号紧随其后，长笛黑管萨克斯，大鼓大嚓小军鼓，碰钟响板三角铁，架子鼓也摆上了，铿锵悦耳，节奏明快，好生耳熟。仔细听来，正配得上歌词，也非常应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风展红旗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老师傅一声唢呐吹过，一个乡邻也没有上门。唢呐的声音苍凉凄厉，在空旷的小镇上空，像一抹愁绪弥漫的云彩，还像一条沾满尘世灰尘的抹布。尽管我请老师傅尽量吹欢快些，可曲调固有的音符在那里，悲凉的情绪无论如何也掩盖不掉。
军乐队的乐曲奏响，乡邻就陆陆续续地来了。母亲眼角挂着泪水，一听这曲子，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对顾红桃说：“你公公这是打靶归营去了。”在家的乡邻不多，老的老，少的少，但能来的都来了，进到堂屋，向父亲的遗体拜了拜，就出去了，坐到灵棚的乐队旁边听乐曲去了。李昆仑负责发喜糖，小伍发矿泉水。嗑瓜子，吃喜糖，彼此问候身体健康，关心别人家的孩子在哪里发财，悄悄地说着笑话。
很快，跟乐队搭配的厨师团队也来了，也是一卡车。桌凳，碗筷，一应俱全。你不得不佩服，现代社会就是好，一个电话，替你操心的人自己找上门来了，你只管掏钱。
一曲《日落西山红霞飞》终了，是一曲《金玉满堂》。上一曲是替父亲送行的，这一曲是祝福生者的。接着又一曲《三百六十五个祝福》。乐队一曲接一曲，奏了六七支曲子，歇下来抽烟喝茶。唢呐师傅也坐到他们跟前去，他跟军乐队像新旧两股势力。唢呐师傅知道，较劲是没有用的，你不得不佩服现代乐队的自由与灵活，寻欢得欢，求悲得悲，气势恢宏，更适合现代人的耳朵。
老彭对唢呐师傅说：“老师傅，你唢呐吹得那么好，可曾收得有徒弟？”
“前后有三个徒弟。”
“能不能介绍一个加入我们军乐队？我这支乐队就差个吹唢呐的乐师。”
唢呐师傅为难说：“他们仨，搞的在搞工程，做的在做生意。早几年回家来看我，一个声音都吹不出来了。可惜三棵好苗子。”
“既然都干别的去了，当初为啥跟你学呢？”老彭揣着明白装糊涂。
“当初吃香呗！”
老彭开起老师傅的玩笑：“要不你加入我们的乐队好不好？”
“我都快上天了，哪还有气力？”唢呐师傅有些凄惶，“我还考虑到我升天那天，是不是请你们也来给我搞一场。我的场面不能喜，要悲。”说罢，晃起唢呐上的嘴哨，更加凄惶了。
接着军乐队又换节目：本土“二人转”，其实就是土相声，说的是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词儿全是本地土话中的夫妻闺房密语，插科打诨，诙谐幽默，不时有淫词浪调，引来青年后生轻浮傻笑，大姑娘红着脸，指头作塞耳之状，指头与耳门间留下足够的缝隙。
入夜后，听众已有倦意，乐队喇叭里放起《小苹果》，乐队队员纷纷起身，随着节奏跳起劲舞，年轻的技艺精湛不用赘言，要数那几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大蛮腰，圆屁股，一左一右扭动起来，让人眼花缭乱。场子里的气氛再次掀起高潮，有喜欢跳舞的乡邻也加入到他们的舞蹈中来，睡意全无。
一曲终了，应大家要求，又播放了一遍《小苹果》，欢乐的气氛快把灵棚的顶掀掉。
父亲精心设计的古典葬礼，就这样被现代气氛淹没了。父亲如果此时有知，他定不会反对，因为作为他儿子的我，一个作家，算是有些欣赏能力的了，都能接受，现代人的眼耳口鼻舌身，没有哪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版的古典。
可惜从前人口稠密的芦花小镇，如今几乎全镇的人都来了，也不过四五十人。人少，场面虽热烈，到底形不成气候。
父亲精心设计的诸多葬礼环节中，几乎没被篡改的一个环节是带灵巡游。唢呐师傅在前，吹着奇奇怪怪的曲子，我提着红灯笼紧随其后，亲友和乡邻捧着各式各样的纸扎跟在后面，断后的是军乐队，长笛黑管萨克斯，大鼓大嚓小军鼓，奏起抒情的《送别》。乡邻中有善歌的，随着曲调唱起来：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我活了五十三年，至今没见过如此土洋结合、古典与现代杂交的场面。
欢乐的气氛感染每一个人，连我都恍惚，暂时忘掉这是父亲的葬礼。
所有纸扎在芦花河畔燃起熊熊大火的时候，唢呐师傅已经吹不动了，捏气眼的手指头哆嗦不停，胸脯急速起伏，喘个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需要速效救心丸。军乐队情绪高昂，乐队奏起慷慨激昂的《英雄的黎明》，开始的第一组音符低沉宛转，无比悲壮低沉，好似慷慨赴死，气吞山河，义无反顾。紧接着，朝霞满天，庄严肃穆的视野外，河山辽阔，林莽肃立，军旗猎猎，烈风拽起战袍，哗哗作响，壮士催马向前，提剑执戈，冲入敌阵……伴随音乐的节奏，低沉有力的男中音在芦花河上空盘旋。恍惚间，父亲挺直腰板儿，迎着看不见的朝霞走去，慷慨前行，在身后留下山一样高大的背影。
我想起《史记》中荆轲离燕，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望着看不见的远方，我在心里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爸爸。我转过头看顾红桃，顾红桃的眼睛里饱含泪水。我再去看顾红桃身后的李昆仑，李昆仑正用衣袖擦眼泪。我再看周围的亲友，亲友的脸上都是难言的悲伤和送别的悲壮。
到这时候，我真正意识到，父亲确实走了，从此阴阳两隔。
起驾出殡时，唢呐师傅吹起出殡调。没有鼓手和铙钹的配合，一支中气不足的唢呐像风中的一枚灯火，孤单而悲凉，随时可能被风吹灭。殡仪馆的运输工抬起玻璃棺材的时候，玻璃棺材似乎某个部位有裂纹，发出咔咔咔的声响。运输工重新把棺材放下去，这时候军乐队的乐曲奏响。跟头一天在芦花河畔演奏世界级作曲家横山菁儿的《英雄的黎明》一样，这一次演奏的是f调埙曲《追梦》，悲壮悠扬，婉转凄美，如泣如诉。我怀疑这乐队里有音乐高人，每一个环节所选的曲子都是那么贴切，而且训练有素，每一个音符都用心演奏，由不得让人敬佩和喜欢。执事的一声大喊：“起驾啰！”运输工轻松地把棺材抬上灵车，玻璃棺材没有发出任何声响。看来，现代器乐也惹父亲高兴了。
我心疼父亲，他精心设计的大戏，做得半古半今，半真半假。不怪我们，谁都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谁都无法重返线装版的古代。
九
我们打算把母亲接进城，母亲说她要“做七”，每隔七天父亲要回来一趟，领受这一趟走的时候还没备齐的东西，先后回来七趟，以后不年不节的就不回来了。她说平时我们忙就不用回来了，希望我们在父亲“七七”忌日的时候回来。
父亲走了，母亲一下显得形单影只。我和顾红桃打算让小伍在小镇上再陪她老人家几天，母亲说，你们把小伍带过去吧，早点替她找份工作，这孩子被耽搁的时间够多了。
临走的时候，母亲叫住李昆仑，在一边说话，嘚吧嘚吧一阵，只听李昆仑对他奶奶说：“多大个事儿啊，放心，包在您的宝贝孙子身上！”
回到城里，李昆仑再次投入紧张的学习中，期间向他妈借了五万块钱。我问他在忙什么，他说：“爸，没事儿，天大的事儿到你儿子这里，就不是个事儿。”在他爷爷的葬礼期间我就觉得他有心事，可他不说，我不可能拿撬棍把他嘴巴撬开。
小伍对李昆仑的现代农业很感兴趣，两个年轻人说话投机。我心里嘀咕，小伍一个装潢设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凑什么现代农业的热闹。小伍随李昆仑到他承包的土地上去了几次，跟我说：“风乐叔叔，您先别替我找工作了，我觉得跟昆仑老弟一起忙乎挺适合我的。”
我愣住了，那李昆仑捣鼓现代农业是因为大学没考上，你好歹也是大学生呢。
我问：“那，报酬怎么算？”
“不谈报酬，我跟他合伙。”
我转头看李昆仑，李昆仑点点头。现在的年轻人风头转得之快，令我们这样半老不朽的家伙一时半会转不过弯来。
大概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天大热。开了一夜空调，顾红桃一早打开窗户换气，我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两个年轻人开了我的车到承包地去了，据说有十几个工人正在搞基建，事情不少。突然，客厅里传来顾红桃的尖叫：“不好了，老头子，你快起来看！”
我被她的尖叫搞得毛焦火辣，一脚把被子踢翻，套上拖鞋，出了房间门。顾红桃站在房间门口，泪流满面，手上捏着一张本市的晚报，瑟瑟发抖。
“天塌下来啦？”我问。
顾红桃把报纸攥过来，无助而中气不足抽泣着：“你看这个。”
晚报的头条是《本市破获一起现代农业诈骗案》，案主正是那个跟李昆仑合伙的王某。报道称，王某通过合伙的方式获得现代农业扶持款后，携款潜逃，幸被合伙人李某及时察觉，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将王某从珠海抓获，追回诈骗款十万元。
我从阳台上偏头看了一眼楼下，我的车没被李昆仑开走。顾不得穿戴，我和顾红桃开车到西郊李昆仑承包的土地。十分钟不到就到了，只有一间临时搭建的工棚，一个工人都没有，一片空阔的土地在我们脚下安安静静地躺着。我打电话给李昆仑，通了，不等我说话，李昆仑先开口说：“爸，我这会儿忙，过会儿我给您打电话。”
我和顾红桃满怀忐忑回城上班。中午回家，李昆仑和小伍也在家里，面对报纸的报道，李昆仑平静地对我和顾红桃说：“爸，妈，一切都处理结束了，上午已经把转租手续全部办下来，下午就可以开工了。”他把所有手续都摊到桌子上，我们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别看这小子满嘴跑火车，从现在的表现看，沉得住气，有章有法。
我问：“现在款子够么？”
“目前添上向老妈借的五万块，一共十五万，有缺口，不过多大个事儿啊，我还能再争取贷款。”李昆仑转身看了一下小伍，回头对说，“小伍姐也有五万块钱加入进来，启动资金二十万，还算雄厚。”
顾红桃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老妈我难道就缺这五万块钱？就当咱们一家人一起交了学费。”
李昆仑说：“借就是借。我才不愿意背个啃老的恶名呢。再说了，那个王什么……”儿子不愿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嗨，还是叫他王叔好了，谁叫他是我那哥们儿的不争气老爹呢，你们认都不认识他，凭什么给他交学费。”
“你那哥们儿知道他老爸做的好事么？”我问。
“之前不知道，现在报道都出来了，要不知道恐怕难了。”
我故意问：“要是没有这报道，你会告诉你那哥们儿么？”
“嗨，多大个事儿啊，他是他，他老爸是他老爸，两个不相干。”
我心想，小子，你有种，比你老爸强，将来说不定是个人物。
“想当初你就不该救他！”顾红桃说。我看了顾红桃一眼，哪壶不开提哪壶。
“嗨，那都是年少轻狂，起初我只在哥们儿圈就那么一说，现在看来简直是馊主意。谁知道那帮家伙当真的来干，事情一有了开始，我就被绑架了，箭在弦上，回不了头，不把故事编圆编下去不行。这事儿过后我就琢磨，人可以有想象力，但再有想象力都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李昆仑把脸对着我，“爸，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我拍拍他的脸，又拍拍他肩膀说：“你长大了。”
李昆仑拿手捂着刚被我拍过的脸，牙疼一般对我说：“爸，你以后能不能不拍我的脸？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笑出声来，顾红桃也笑了，小伍笑得咯咯咯的。
“七七”的时候，我和顾红桃刚跨进我妈家门槛，李昆仑和小伍也来了。小屋前面搭起一片新的凉棚，乐队在凉棚底下吹吹打打，持乐器的人都是小镇上的人，老老少少，高矮不齐。只有一首《天地吉祥》还算流畅，其他的统统算彩排，碰到哪一个音节不准，就停下来反复练习，直到奏准了再继续演奏下去。
“七七”在传统礼仪中是非常隆重的，烧七之后，全家关门闭户，母亲到我家住上一阵。按照旧俗是告诉野鬼：我父亲业已终七升天，门户关闭，从此请勿进宅门。左右乡邻都来帮忙张罗午饭。母亲跟邻居老太太坐在桌子边说话。我问母亲：“这是哪儿请来的蹩脚班子？曲不成曲，调不成调的。”
邻居老太太替我妈回答我说：“这是你妈组织的班子。你妈是班头儿。”
我眼睛睁成三百六十度，我问我妈：“真的？”
我妈说：“人闲着也是闲着，钱闲着也是闲着。给大家找点事情做，平时大家快乐。有个婚丧嫁娶什么的，派得上用场。”
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干干，对于如今的母亲来说太重要了。我想起父亲的临终嘱托，我妈现在用不着出嫁了。之前我竟没想到这一点。我乐了，对母亲说：“您老长本事了，儿子佩服你！”
母亲说：“佩服我个啥？不都是你儿子李昆仑的主意么？我负责出钱和组织人，他替我买乐器、替我请乐队老师。我看你儿子，是个人物。”
好小子，怪不得他跟他奶奶只要见面就嘚吧嘚吧不停。
儿子真的长大了，我是不是也该像我爸那样扮演起老年人的角色呢？
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时候唱的一段歌词，我把听到的那几句输入手机百度搜索，这段歌词竟然出自一部奇书，奇书的书名叫《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几句是全赋开头几句，作者为中唐白行简，此书原藏于敦煌藏经洞，后来被一个外国人带了出去，如今收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书估计是拿不回来了，好在文字回来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早在唐代，我们的祖先就用赋的形式，酣畅淋漓地描述不同年龄、不同场合下，男女性事的情态、过程和心理。这本书列古代十种秘书之一。于我这样天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五十三岁才第一次听闻，真不知道该说相见恨晚，还是才疏学浅。
这样的文字怎么可能存在于吉乃哈甘那样一个跟文明隔绝的地方？我不相信。
正好李昆仑跟小伍走到前来。我叫住小伍：“小伍，你还记得你的秀才爷爷临终前唱的那支歌么？”
“记得。”
“是你们那地方流行的歌谣么？”
“不是流行，”小伍脸上的平静，与我心头对那篇长达三千多字堪称淫词浪调的文字形成强烈反差，“男孩长到十八岁，女孩儿长到十六岁，由寨子里德高望重的老爷爷、老奶奶分别口传记诵。”
“就只有那么几句？”
“不，全文唱诵一遍要半个多小时。”
“你会不会？”
“吉乃哈甘出来的孩子，谁不会？”
“不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说，话已出口，不得不说，“不觉得少儿不宜？”
小伍的回答果断干脆，让我再次吃惊：“知淫不秽。”
吉乃哈甘一下成为让我揪心揪肺的名词。那究竟是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大字不识几个的、类似于尚未开化的土地，竟然口口相传着这样的古典秘笈。究竟是为传承失去的文明，还是为在高寒地方延续举步维艰的繁衍力量？如果是我，像父亲那样行走在山路上，喝了酒，带着一脸酡红，猛然听见某间屋子或某个角落，一个老者带着年轻后生吟唱“于是青春之夜，红炜之下，冠缨之际，花须将卸。思心静默，有殊鹦鹉之言；柔情暗通，是念凤凰之卦。乃出朱雀，揽红裈，抬素足，抚肉臀”时，会是怎样浮想联翩，心旌摇曳，忘乎所以。换到我，也会一脚踩空，翻下悬崖……这也许就是父亲至死不愿告诉别人摔那一驼背的原因。
我对那片土地充满向往，很想带着父亲的遗愿、带着我的好奇，踏上那片神奇的土地。
可小伍曾说过，那地方，如今能搬迁的人早就搬迁了。
待我哪天成行，说不定就只剩下两道荒芜而绵长的山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