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拾遗录（五十）：仗义每多屠狗辈。
光绪年间，朽木将折的大清，也算是枯树逢春，毕竟前有“同治中兴”留下的班底，天下英雄入我毂中，名臣良将辈出，中不中用不要紧，花架子还是有的。而且庙堂之上也广开言路，问道群臣，一批官阶不高的文学侍从之官，才学优长，建言献策，抨弹大吏，互相援应，借势而起，成为纵横晚清宦海的试金石，时被称为“清流”。名噪一时的有张佩纶、陈宝琛等都跻身清流之列，“香帅”张之洞遥掌东南，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等坐镇中枢，于卷帘之后暗中支持，慈禧也对清流大加赞赏，提拔重用。然而，流风所煽，士类寄望幸进，清流之人从闪亮登场，流变为呼朋引类、排斥异己的的黑化之徒。
其后，在顽固与激进之间，展现出与外在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清流未必都有真才实学，清流虽说多是自幼攻读圣贤书，学富五车，文采斐然，加上年轻气盛，不畏达官显贵，敢于公开弹劾。张佩纶就曾弹劾过军机大臣王文韶、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工部尚书贺寿慈等宦海重臣。张之洞也曾弹劾东乡之案的涉案人员，一举将多年冤案昭雪，使四川提督等人遭受应有惩罚。然而，士子自幼学习的是八股文章试帖诗，严重脱离实践，文章做得越好，越缺乏实践能力。曾纪泽就曾指出，认为善于叫嚣的清流人士，也只是“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泥古不化，不切实际。
此外，清流未必都是正人君子。作为士林之代表，清流一直视地方督抚、洋务人士为“浊流”，不屑与“浊流”交往，动辄吹毛求疵，联手弹劾。这也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欲借力布局。所以清流不清，这一点早被看穿。曾纪泽就揭露部分清流一脉之所以拼命攻击洋务者，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利益而由妒生恨，“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刘坤一也曾抱怨，“所谓清流，未必果识正人君子，且未必尽属正人君子也”，指责自诩清流之人为“伪君清流，误国亦不浅”。
其实晚清宦海做洋务的重臣，在建设中确实出现营私舞弊之诸多问题，清流的攻击，很多也都是实际情况。然而清流一旦自己成为利益团体，攻击和指责，就成了打击对手的借口，打垮宦海敌手，成了最终目标，洋务建设本身倒相应退居其次。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期清流，交同伐异更甚，自身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江山社稷成为敌手相攻的筹码，最终应验了刘坤一所说“害且中于国家，而身家亦随之决裂”的悲惨局面。所以说“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实践出真知，也应验着负心多是读书人。
参考文献：《清史稿》、《晚清“清流”的功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