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自1947年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不衰且畅销海外，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都推崇备至，自新中国以来，或许未有一本小说得到如此多读者追捧。或者有说鲁迅先生，但大先生的书据我所了解，还是知识分子层面读者众多。
《围城》一书历来被推崇最多的便是其中精妙绝倒令人捧腹的比喻，但凡一提起围城，便想起诸多精妙的比喻句。全书随便翻开一页随处可见，这种深厚的技巧和功力与作者本身的学识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围城》在钱先生的学术生涯里，并不是其代表作，而是皇皇大卷的《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音韵训诂和文艺理论的著作。这篇小说，可以说是钱先生的学术之余的闲情之作，知名度却远超钱先生任何一部学术专著。
据钱钟书夫人杨绛女士《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是有一次钱先生与夫人同去看一部话剧，回家后钱先生对夫人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围城这本小说的诞生。钱先生在其自序里曾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是得益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可知这本书的经历并不轻松。
围城给读者最直观的印象便是讽刺。全书无时无刻不充斥着讥诮的讽刺，甚至刻薄。但这是小说的虚构，有些人据此而推定钱先生生活里必是尖酸小人，未免可笑。诚如钱先生自序所言：“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会错过索引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钱先生自己也是料想到有人会据此产生各种臆想，因此自序说的明白，可惜仍不见作用，爱穿凿考据自古不少，红楼梦之研究派别岂少欤？把小说当史诗看，把史诗当小说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和讽刺。
朱自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真正的幽默含有对人生的批评。”倘或用这句话用来评价《围城》，是再恰当不过的。
围城里许多精妙绝伦的俏皮讽刺，在笑过之后还让人深思，这就是所谓的“对人生的批评。随便试举例：“我发现拍马屁跟谈恋爱一样，不容许第三者冷眼旁观。”“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皇帝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这样幽默俏皮的句子不胜枚举，笑过之后，也会思考自己是否也是这类人。这种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是《围城》不同于别的油嘴滑舌打哈哈轻浮小说之流。
·费勇在其作品《张爱玲传奇》中认为：现代中国作家，也许只有钱钟书小说中的譬喻，精彩程度能超过张爱玲。钱钟书的譬喻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冷嘲，有着大学者、大智者的幽默。我很赞同这说法，钱钟书的居高临下冷嘲，并非对具体的某一人，而是其自序所说的“某一类人”，扩而广之是对人生的自嘲。追着一本小说附会对座，其实大可不必。把文学小说当文学小说去读，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开心。对文学作品有机会而无能力鉴赏，未免真对号中了书中的嘲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