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1岁的名媛，被视为英国间谍入狱，轮番拷打，独女自杀，出狱后亲手揪出凶手，42岁丧夫，94岁去世。

她就是民国时期，家世显赫的郑念。

祖父姚晋圻，是清末大儒，参加过戊戌变法。

父亲姚秋武，曾留学日本，任北洋政府高官。

1915年，在北京出生的郑念，取名姚念媛。

天生丽质的她，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就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

在名媛们热衷交际时，她刻苦求学，考入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燕京大学。

尔后，进入全球TOP5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到硕士学位。

不久后，遇到了大她5岁的真命天子郑康琪。

二人结为伉俪，生下爱女郑梅萍。

回国后，丈夫在上海地区，担任英国壳牌石油分公司总经理。

而她，不仅成了大陆唯一一家外企的总经理夫人，也是全上海英语口语最好的名媛。

含着金钥匙出生，从贵族名媛到外交官夫人，郑念的前半生顺风顺水，可谓是人生赢家。

但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

1957年，挚爱郑康琪患癌去世，郑念悲痛欲绝。

为了纪念亡夫，她决定冠以夫姓，改名“郑念”。

因为想给爱女一个温暖的港湾，她独自承担起坍塌了一角的家。

42岁的郑念，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成了英籍总助，靠实力，做到了同时代女性中岗位最高者。

然而，灾难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1966年，打算退休，颐养天年的郑念，却被突如其来的一群人打乱了她的节奏。

不请自来的人，把她的家，抢的抢，砸的砸。

她安慰女儿说：“等一切过去，我们再布置一个新家。它同样会十分美观舒适的。不，它会比过去更美好。”

但这场暴风雨远超她的想象。

一个月后，她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开始了长达7年的牢狱之灾。

第一次走进看守所，锦衣玉食的她，从未见过那么恶劣的居住环境：爬满蜘蛛网的牢房，布满裂痕又泛黄的墙壁，粗陋的木板床，昏黄的小灯泡。

她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但这并不能难倒她。

她利用现有的条件，对关押的地方，进行改造。

用饭粒当浆糊，把手纸贴在床边的墙壁上，防止灰尘掉落在床上。

用针线将两块毛巾缝在一起，给水泥马桶做了垫子。

用手帕做成眼罩，助于睡眠。

坚强如她，并没有被眼前的环境吓倒，更没有自暴自弃。

为了逼郑念承认通奸叛国，她的手被管理员反铐十几天，差点致残。

她在《上海生死劫》回忆中写道：

“十几个日夜，手铐深深嵌进我的肉里，磨破了我的皮肤，而后化血成脓，这样的日子让我度日如年。”

有好心的狱友劝她，服个软，高声哭，让管理员知道她的手要残废了。

她不愿意。

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发不出那种嚎叫声，太不文明了，更不想给自己释放“我不行了”的信号。

她的手臂差点残废，严重的时候，甚至举不过头顶。

但她为了活命，自创了一套健身操，锻炼了数年，才逐渐恢复正常。

在管理员千方百计，威胁让她在“犯罪分子”的罪状上画押时，她每次都在“犯罪分子”前，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几个字。

身体上的折磨，并未让她意志消沉。

难的是精神上的空虚。

为了排解这种空虚，她会小声歌唱，背诵语录，从记忆深处挖掘《唐诗三百首》，与李白、杜甫、白居易对话。

年过半百的郑念，发现在日复一日的狱中生活中，思维退化的有点严重。

她想到了一个不要命的方法，就是没事找事，故意给看守“找茬”，同他们辩论。

看守辩不过她，就对她变本加厉地拳打脚踢。

但郑念发现，自己的逻辑思维，在一场又一场的辩论赛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因此，哪怕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也乐此不彼。

当旁人在蹉跎岁月，自怨自艾时，在看守所里，被人称为“疯婆子”的郑念，却用强大的意志力，百折不挠的内驱力，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无论遭遇了多么非人的虐待，也无法侵蚀她高贵的灵魂，磨灭她刻在骨子里的尊严。

她不想放弃。

因为，冤未平，雪未昭。

因为，还有牵挂的女儿。

1973年，被关了7年的郑念，刑满释放。

但她拒绝出狱。

她说：“我没有罪，你们必须公开向我道歉，且必须在上海和北京的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

这个正常的举动，却被当时的看守们认为，太疯狂了。

他们不由分说地架起她，把她扔到了大街上。

尊严，是郑念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东西。

出狱后，她发现自己的体重，比原来的下降了30多斤。

时隔多年第一次照镜子，她就被镜中的自己震惊了：

“脸色苍白，双颊深陷，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明亮，这是因为我随时要提防外界。”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出狱后，她才知道，最爱的女儿梅萍，在她入狱后的第二年，就自杀了。

当时，女儿才20岁。

她泣不成声。

但理智很快就战胜了悲痛。

她不信，和她一样热爱生活的女儿，会去自杀。

于是，她重振旗鼓，暗中调查女儿真正的死因。

原来，女儿当年是被人活活打死后，扔下了楼。

重披战衣的她，强忍心中的悲痛，将凶手胡永年绳子以法，亲手送他进了监狱，为女儿讨回了公道。

1980年，了无牵挂的郑念，头也不回地坐上飞机，踏上了异国他乡的路，离开了伤心之地。

那一年，她65岁。

因两个妹妹都在美国华盛顿，从此她定居在此。

在那里，她学会了超市购物，银行存取款，开车上高速。

70+的老妇人，穿时尚的衣服，尖头皮鞋，永远端庄美丽，一丝不苟。

1987年，一本全英文版的《Lifeand Death in Shanghai》问世，这本中文名为《上海生死劫》的全回忆录，是郑念以自己的故事，为自己，为女儿，留下了的一笔精神财富。

书的开头，她写道：

献给梅萍。

库切在《纽约时报》给她书评上说：

“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

她将著书得到的丰富稿酬，成立了“梅萍基金会”，专门资助大陆留美学生，为祖国做着及所能及的贡献。

2009年，在家洗澡时，郑念不慎被开水烫到，因伤口感染不治，在华盛顿去世，享年94岁。

第一次见到郑念的照片，就被她的美所惊艳。

一头银发，神采奕奕，嘴角带笑，眼中带光，明亮敏锐。

好难想象，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

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巴巴的纸，但你在她身上，却看不到一丝岁月孤苦的痕迹。

她听从内心，对尊严的坚守，美得体面。

因为真正的美，是从不放弃自己。

雨果说：“当命运递给我一个酸的柠檬汁时，让我们设法把它制造成甜的柠檬汁吧。”

人生的路，向来很苦。

也许，命运不公。

也许，人生不完美。

但女人，若能不惧生活的磨难，不让年龄困住自己，这样的勇气，足以抵御无常的命运，改写我们的人生。

愿我们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