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何瑶

感谢那些仗剑对抗自由的敌人。不啻燎原。from 葛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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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晨语支教的故事

林同学（微信:帅气的狗蛋）最近去到了云南大理的一个山村继续了他的支教生涯，学校只有他一个英语老师，所以他要同时教小学3—6年纪总计12个班的英语。姑且不论他的教学水平如何，但是据他晒出的淘宝订单，光是自费购买英语的教具已经让他没有吃饭和上网的钱了…

昨夜凌晨时分，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刚备完课，焦虑得睡不着。上了几天课深入的发现，农村教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师、家庭、学生之间没办法建立起良好的互动。教师没办法给予学生以动机，探寻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学生自然就是被动学习，作业爱写不写课爱听不听，面对这种情况，教师和家长又只有加以打骂，这又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恶性循环。并且，有些家长因为自身的智识有限，便觉得把孩子丢给学校就行了，家庭教育导致许多孩子层次差异越发的明显。嗯，我面对的是一场恶战，一场教育的战争。”

今夜凌晨他跟我聊起，今天他班上有一个学生决意辍学了。跟家长做工作无用，因为家长觉得他们家一年卖葡萄能挣20几万就可以了。而学生本来也不想来上学。

我曾在记者时期做过一次葡萄种植的采访。两个大学生毕业后创业好几年，最后在百亩园区开展了从种植到采摘全套科技化流程，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注册品牌。

身在农村的那个小孩家长可能不知道，但是不代表葡萄种植的先进手段、品牌化推广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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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想到了另一个支教的故事。

我有一个远方亲戚振航哥，他被香港中文大学提前录取。彼时我还在初三，在车站偶遇他，是个阳光少年。当我考到他高中所在学校时，他回到母校作了一次演讲，提到正在贵州支教，教物理和数学。他和我前一年见到他时，让我完全没法分辨出来—晒黑了太多。一晃七年过去了，当我偶遇振航哥母亲时，她提及哥哥曾在大学期间断续去贵州支教，坚持了两年，后来就再也没去了。现在正在美帝读书。

我不知道振航哥为何要选择在高三结束后，就开始去支教。我也不知道，他那两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也没法清楚，他是否在教授那些小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知识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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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另一个故事，关于农村的留守儿童。

去年三月，我临时受命，去采访一个XX镇上的支部书记，因为他入选了“XX市好人”评选活动。入选理由是，在寒暑假将该村的留守儿童集中看管，交由支教老师统一上课。

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是一次普通的采访，需要报道好人好事。彼时，我是一个新闻记者。

驱车一小时后，当我走到镇上的支部前，看到两层楼高的砖房前几个孩子在踢毽子，最小只有5岁左右，最大有14、5岁。砖房的空地右边，还有两个乒乓球台，有年龄不等的孩子在打乒乓球，我走近一问，最大的男孩子现在读高二。

我去的时候接近中午，书记说先吃饭后拍摄，跟我们一起的，还有4位市级电视台的采编者，我和朋友是X县记者，但我们都是做同一个报道选题：该支部书记的事迹宣传。

5台圆形饭桌就安置在有帐篷遮蔽的乒乓球台旁。我观察了一下，一共大约有四十个小孩左右，年龄从5岁到16岁不等，平均每桌10个人，围着桌上的两荤两素吃饭，因为没有板凳所以就站着。我们几个记者也站着，桌前摆着跟他们一样的饭菜。有个最小的女孩，因为那桌没有土豆丝了，开始边吃边哭，我看到直接把抱她到我们这桌来吃；我也看到，其他很多小孩看到菜不怎么够了，直接扒着白饭吃。书记一边吃一边说，每到寒暑假，村里的小孩子——大多都是留守儿童，就被他组织起来，一起看书做作业，也有各大学校的支教老师来上英语课和音乐课，按照上课时间来正常休息。他们就在这儿吃一顿中饭，有雇专人煮饭炒菜。

吃完饭后，每个小孩子都各司其职，有的在擦桌子，有的在收筷子，有的在把剩菜端进不远处的厨房，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洗自己吃完饭的碗，我也没看到有谁的碗里有过一点剩饭。书记说道，这些小孩子都非常勤快，也很懂事，一直都很守规矩，不会很操心。我无意中看到最小的那个女孩子，还没洗手台那么高，在碗里接了一点水后，蹲在一旁小心地用手在洗碗，不敢再看。

那天对书记的采访很顺利。交谈的过程，确实能感到他在做一件很多人都没能做到的事。因为该村的荷花经济还未发展成规模，所以很多村民都去城市打工，寒暑假才回来一趟就会继续回去挣钱。我曾连续一周蹲点在各大客运站，采访拍摄工人春节回乡的场景，深有感触。为了生计，大人不得不外出挣钱，留下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书记坦言道，正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留守儿童太多了，且村里的池塘比较多，如果寒暑假不集中在一起看管的话，很可能会出事。于是，他开始四处联系，跑了很多地方，问是否有大学生愿意到这里来支教，义务支教。支教的老师大多都是教英语和音乐，一般是待一个月或两个月，所以他们还算能接受。

然而，我在那天的采访中，看到了原定计划之外的现象。我在简单和书记沟通之后，表示要拍摄一些学生正常上课的画面。我看了他们的作息课表，在楼下做好了拍摄的准备才上楼拍摄，发现学生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作业。我第一次观察到了这间简陋的由会议室改装的教室。听书记介绍，这些板凳和桌椅都是他跑了很多次镇上，才拿到的赞助款。我看到了他们正在做的寒假作业字迹，拍摄了一圈，发现没有一个是字迹清楚且整洁的。一排坐4个学生，每个人年纪都不同，有的是小学，有的是高中，更有甚者，是幼儿园。当我走出教室时，在窗户外和支教老师交谈的时刻，发现他们全在聊天，鲜少有人像刚刚我镜头里的情景那样看书和写字。

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特别想以一个姐姐的身份，问问其中的一些小孩子，他们究竟在这里学到了什么。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我。当我提及想要加入他们的羽毛球队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我很少跟与我年纪相差10+的小孩子一起玩儿，但是那天例外。不时有小孩加入我们，最后一众小孩的爷爷奶奶也在旁围观。

我放下了拍摄机器，直接以平常的口吻问围观的家长，为何要把小孩子送到这里来集中管理。他们给的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如果不送来的话小孩子容易满山跑”、“大家一起学才有学校的氛围”、“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管教他们”。

但是我关心的是，孩子们究竟学到了什么？

当时采访完，我心里想的是，每年寒暑假这群孩子聚在这里有什么用？收获了多少？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书记的本意是好的，支教老师教他们唱歌跳舞，教他们英语单词的本意也是好的。我看到那么多年迈的家长对书记的做法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感恩戴德”。但是，这群孩子究竟学到了什么？

在书记的眼里，在家长的眼里，在支教老师的眼里，甚至在村外任何一个听说这件概况的人眼里，把留守儿童聚在一起学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中要办的程序之多，难度之大远超想象。

但是在我的眼里，一个刚进入新闻行业的记者的眼里，我看到的是那台不被允许使用的电脑空置着——他们仍旧没有渠道看到外面的世界；我看到的是无数的学生他们求知的眼神但是并未有相应的学习资源——只有墙角堆着几十本童话书；我看到的是已经习惯接受采访状态的学生们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唱着不合时宜的《小苹果》——以此展现他们的活泼……

说好的教英语呢？

但是，怎么教？年龄跨度相差十岁不止。

我开始想到更深远的是，如果寒暑假没学到东西情有可原，那么，正常情况去学校读书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

从林同学的那条支教的朋友圈，我心中的仅存的一点点星光，也逐渐破灭。

但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却又看到了一点希望。

1997年，钟汉良（我曾经偶像）任台湾喜愿协会大使，当时其公益活动广告曲《想飞，飞过世界》由邰正宵、林子翔作曲，钟汉良作词并演唱。后来被选用为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公益宣传歌曲，并于2011年11月5日，在西安蓝田雷家湾小学录制拍摄公益mv。该视频讲述的是一个在山村受到资助的女学生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教师的故事。

我想到林同学说，我们这些【优秀】大学生如果不把优质资源输送回农村，那他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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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还有另一个故事—县里贵族学校的教育

刚刚提及的那个采访，通常被称为“下乡”采访。

而我通常，是在县城里采访。

我做的第一个采访，是在平安夜那天，采访了该县城最好的中学举办的一台迎新晚会。

初中、高中所有年纪的学生都齐聚在彩灯装饰的大会堂，现代设施一应俱全。

每个要表演的学生都是盛装打扮，观看的学生都穿着整齐的校服，会堂中还设置有家长的席位。整个场合极为正式。除了电视台的记者进行拍摄外，学校还准备了专业的摄像机录制节目，还有专业的摄影机进行拍摄。

那天的节目主要是展示学校老师的风采，以及部分优秀学生的才艺展示。

因为是外国语学校，所以他们强调以英语表演为主。

晚会上，每个学生都收到了校方准备的一份圣诞礼物。

在按照流程进行采访后，我从采访的那些表演过的孩子中归纳出了共性：他们都来自中产阶级，都从小学习英语，从小培养兴趣爱好，或谈钢琴或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