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死亡，人们心里都会泛起一层阴影。试问，在我们一生中会遇到几次亲人、朋友离世的痛苦经历？
有这样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父亲突亡、母亲病故、儿子因献血意外死亡、女儿难产死在医院、女婿被意外掉落的水泥板砸死、外孙吃豆子撑死、战友被流弹击中、曾经骗他输光家产的仇人被枪决、一起出生入死的朋友在十年浩劫中上吊身亡……这是命运的玩笑吗，竟让一个人有如此悲惨的命运？这就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它向我们讲述了农民福贵的跌宕起伏的一生。
1960年4月，作家余华出生在浙江杭州。为了学得一技之长，余华在中学毕业后当了牙医。5年以后，他弃医从文，之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1984年余华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很快与苏童、格非等人成为当时文坛上一股新兴的流派——“先锋派文学”。
余华的早期作品带有强烈的先锋派特点：晦涩，怪诞，因此读者并不是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地探索，余华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他开始用朴素平实的语言勾勒出现实生活，就像他在《活着》的自序中说的：“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的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内心让他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2018年在董卿的《朗读者》上，我们看到了花甲之年的余华，此时的他是一位敦厚长者，微笑着谈起有关故乡的话题。
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带有愤怒、冷漠情结的年轻人呢？
在《活着》的序言中余华这样写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时间已经将余华带出“愤怒冷漠”的怪圈，他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和解，去探寻隐藏在残酷现实中的高尚与美好。
在他的小说《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在目睹了一次又一次死亡之后，也找到了与世界和解的方法。
福贵前半生自作自受，败了家产，赔了爹的命。在给娘抓药的路上被抓了壮丁。全国解放了，可是生活仍然艰难，福贵一家还是缺吃少穿。老天好像特别喜欢和福贵开玩笑，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女婿二喜、外孙苦根、媳妇家珍，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都葬送在愚昧、荒谬的时代中。最后，陪着福贵的只有一头又病又老的牛。他买下这头牛时，人们说这牛活不到两年，可是没想到，老牛和福贵相依为命，活了一年又一年。
由此，我想起令人敬佩的杨绛先生。1977年杨绛先生已过耄耋之年，这年的春天女儿走了，第二年的年末又送走了丈夫。这两个人是她生命中的全部和最爱。这样的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在一般人看来，杨绛先生在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会不久于人世。然而，杨绛先生又顽强地活了18年，直到105岁的高龄才离开我们。《我们仨》就是她在93岁高龄时完成的，96岁时又完成了哲理性散文集《走在人生的边上》。103岁完成了《杨绛文集》8卷。这样的生命力，真是让人感叹、敬畏！
我常常想，是什么支持杨绛先生在痛失亲人之后还能走得更远？就像现在细读了《活着》之后，我也想问，福贵为什么会顽强地活着？是什么支持着他活下去？
如果说杨绛先生是靠着学识、修养、信念等等东西活着。那么福贵呢？他几乎不认识字，更无所谓修养，他是靠什么活着？难道就是活着本身？就像他鼓励春生的话：“一定要活着”。
这就是人类特有的生命的韧性，与命运不屈不挠斗争的勇气。活着不容易，活着不仅需要粮食、水、空气，还需要内心的勇气、忍耐和宽容的胸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杨绛先生如是说。
“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余华这样告诉我们。
书中的结尾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老人牵着一头老牛在田野间踽踽独行。“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我看到广阔的土地袒露着结实的胸膛，那是召唤的姿态，就像女人召唤着她们的儿女，土地召唤着黑夜来临。”
当所有的尘埃落下，最真实的还是土地，还是生活本身。朝阳也好，黑夜也罢，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有如大地一般淡定从容，才是活着的正确打开方式。
余华说《活着》是一部高尚的作品。我想，它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