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重庆丰都的一个小山村，山里的孩子去读书一般都比较迟，我8岁才去上小学一年级，又因小学一年级学习成绩很差，父亲就让我再去读了个小学一年级，我9岁了还在上小学一年级。小学6年加初中3年共9年，所以初中毕业那年我已经18岁了。说来奇怪，自从重读一年级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路高歌，每次考试成绩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最终小学毕业时，全校120名小学毕业生中仅我一人以远超县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考上了丰都县第二中学，简称丰二中。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我本考上了本校高中部，但是恰恰在这时候远在四川宜宾工作的父亲的兄弟来信说，现在有个政策，只要5千块钱，就可以农转非，也就是花五千块钱，就可以从农业人口转成城市人口，言外之意就是让我不去上学，直接花钱买个城镇户口。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读书的最终愿望就是成为城市人口。听到这个消息后，亲朋好友一致的意见就是不用去上高中了。现在我很清晰记得只有我那大字不识的母亲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看你自己吧，你要去读书，我还是有点钱，够你读书。
1992年9月1日，在同学们高高兴兴去学校报名上学的时候，我在二哥的陪同下去和初中班主任周登贵老师道别后，就踏上了去往重庆的客轮。那时候去宜宾，只有先坐船到重庆后，再改乘火车才能到达宜宾。现在还记得，我们去见初中班主任的时候，经过学校宣传栏时，我特意在这里矗立了一分钟。因为宣传栏张贴有高一新生的各个班级的学员名单。我现在还记得，我被分到高一四班，班上还有原初中同班的另外两位同学，付海涛（男）和蒋仕琼（女）。
到了宜宾后，记得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当然只是一份临时工，是去一家老年协会茶馆工作。这份工作好像只干了不到半年，然后又去宜宾烟厂做临时工，具体工种叫辅助工，就是给挡车工打杂，挡车工是正式职工且有一定技能，会操作生产卷烟的机器。不管是在茶馆还是在烟厂，每个月的工资都只能够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是临时工，所以工资很低。茶馆一个月有一百元，烟厂要高一点，有一百多元。在茶馆工作的时候，我是在我父亲的兄弟（我喊幺爸）家里吃饭，每个月交70元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