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国之大计，根于教育；教育之本，始于家庭。武侯之作戒子遗世，颜氏之著家训传宗，良有以也。盖其皆冀子孙信仁而守义，明理而爱人，为人则德称万世，为官则造福一方。故世之君子，不可不慎于教子也。
夫人之初生，犹若白素，空而无画，不明善恶，未知是非，父母之教化，似横竖撇捺，皆书其上，教之直则直，教之曲则曲。年幼习之，根植于心，及至长大，本性已定，欲易之则难矣。为人父母，须谨而慎教之，宠则易纵，严则易摧，其间轻重缓急，非有中庸之道者不可得。武姜溺爱共叔，终致奔逃；道光脚踢奕纬，而使身亡。陶母言传身教，拒不徇私，而侃官至太尉；谢氏重文崇德，常有家谈，故庭多生兰芝。父母之于子女，可谓重之极也，虽日月之于万物，水火之于人间，无以远譬矣。
然今之父母则疏于教子，其子幼年，督而促之，恐而逼之，未使其独立；及其长大，则放而纵之，松而逸之，未使其束约。虽给于鲜衣足以耀其体，肥甘足以裹其腹，金钱足以矜其能，终难使其幼而好学，大而成才，更遑论使之少负不羁之才，长有乡曲之誉。
观今之大学，可见一斑矣。在校学生，不以读书上进为务，不以强身健体为业，多半耽误享乐，终日沉迷于游戏之间，而溺于情爱之河，言必称明星豪贵，行则出入网咖酒吧，尽弃诗书之理，修身之义。逮及考试，则仓惶应对，欲以三日之功而得半年之效，当此之时，似勤学之颜回，刺股之苏秦，诚可叹也。然究其纵逸之由，实罪于家庭之教育。父母于其年少时强抑之，及至大学而无人管，犹若极压之簧忽而松，欲其不崩，岂可得乎？至于抑之过甚而致其身死者，亦不计其数，实难一一而道明。
孟母惧轲之不学，三迁其舍，其行良也；程氏养轼之明德，言词慷慨，其心正也。后世父母，欲子女成谦谦君子、正直之人，所需学且慎重者，不亦多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