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未絮/星辰非昨夜/阿晓

01《在午后的寒冷中》——被厌弃的与被诅咒的

不是人愚蠢，是人为什么会这么邪恶。我说，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人只是按照本能作恶。因为这世界是地狱，我们是活在地狱里的百姓，所以心里除了邪恶、狰狞和残忍以外，没有怜悯、没有同情也没有爱。毁掉别人，杀死对方，使对方痛苦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和使命。
——《在午后的寒冷中》

我喜欢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它带来愉快，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的苦涩。它揭示出一种实在的苦难，一种精神的震颤与眩晕。作者尝试了三种描述绝望的方式，或者说是将一种悲惨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是“我”的来访者“小太阳”的故事，借“我”之口道出了少女小太阳由于家庭而变得不幸的童年以及由于轻信他人（两段失败的爱情）而变得不幸的青年；第二次是“我”接待处处受苦的来访者“云端”，逐渐获取她的信任后发生了善恶价值观的冲突，“我”认为善只是遥远的、悬置起来的东西，距离真实的人过于遥远，但人又需要它哪怕这种需要造成了虚伪（因为“没有这负担，人就失去了一切”），最终在“我”情绪爆发的一次冷嘲热讽之中，“我”与云端走向了绝对的对立；第三次是“我”在街上收留了流浪小猫，取名为小太阳，逐渐取得了她的信任，但最终却因为打疫苗事件她的反抗而失去了耐心，不再提供任何关心和呵护，直到“我”一时兴起抓她去洗澡，却激起了她的敌视，“我”这才知道小太阳已经重新成为了流浪猫。

每一次重复，起初都看不出来异样，行文的情绪虽然总是有所克制，但亦能感觉出一抹上扬的意味（希望的味道）。无论是“小太阳”起初面对网恋男友时的甜蜜，还是“我”面对“云端”起初的以礼相待，又或者是“我”在邂逅小猫时心头升起的怜悯——可是这些事全都搞砸了，全都以对立、敌视、苦痛而告终。

正如在文中“我”从图书馆借走的那本书《漫长的告别》（这也是一个下坡的故事，深情的男人在结尾才发现心爱的女人早已背叛了自己），正如文中“我”与每一个他者的互动，几乎全都透露着一层紧张、怀疑与不安——对初恋女友波子的回忆却是以她的背叛而告终；而回忆起不负责任的父亲时的念头只有“杀了他”；哪怕是无关的路人，“我”也感觉到了他们的敌意（“忽然一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对我破口大骂，原来她的自行车坏了，僵硬地倒在路上，我想起来了，是一个年轻人的篮球砸中了她”）……如此细碎的恶意与焦虑几乎布满了全篇，“我”紧绷的神经最终在新冠的一场发烧中爆发了，并彻底摧毁了“我”与“云端”的关系。

西蒙娜·薇依在《重负与神恩》中道出了善的不可能性（或者说是恶的绝对性）“在任何处境中，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作恶，不可容忍的恶”。她认为，善行之所以被应许，是因为善行是比痛苦更伟大的屈辱，一种对依赖的更为内在的也更不容置疑的考验。是啊，“我”难道就不能用笑脸对人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在这发生之前“我”的坚强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存在于“我”内心的只是一层脆弱的、孤独的、悲哀的薄锡纸，一捅就碎。如果不允许“我”将痛苦释放出去，“我”只会面临崩溃。在“我”身上，良善的代价太大了，大到“我”的心灵无法承受。

无论如何，“恶”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面。诚如萨特在《禁闭》中表达的那句著名的观点：“他人即地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说一个人改变了心态认为人性向善就真的能接受到更多善意，恰恰相反，ta可能会更加失望。

存在主义揭示出人的自由，这让人又爱又恨的自由（“同感之中有反感，反感之中有同感”，克尔凯郭尔语），给了人们创造乌托邦的机会，却也给绝望乡奠定了基石：人们追求自己的自由，不同人的自由相对立，于是产生了让人沮丧的斗争、敌意与恶行（社会契约被证明是一种并不完美的方案，否则在如今的社会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追求安那其主义了）。不仅是自由之间的对立，还是主观与客观（主体间性）的对立，他者意识在“我”的视野之下就是客观，而客观对于主观从来都显现为一种暴力。

更让人沮丧的是，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的抗争，其归根到底都是缺乏终极根据的，过于轻盈。正如萨特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对玩弄伎俩最终还是不幸就义的勇士的描写那样，生命最终表现为一种无力。这一点，《在午后的寒冷中》同样有所关照：

可这里也并不比地狱差。她说，你讥笑、羞辱我，我报复，杀了你，乃是理所当然。
这里是哪里。我问。
死无葬身之地。她说。

02《到别处去》——到何处去？

这一牢狱的门始终是打开的，无处可逃的人不得不自愿进来，因为在铁牢之外没有任何生存空间。——《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

星辰的这篇故事其实更让我有一种早期工业社会的即视感，不管是某些过于露骨的提示词又或者是古典式的行文风格，我总是不自觉地联想到马克思手稿中关于底层工人家庭的描述：居住在逼仄的地下室，一家人的伙食仅仅是劣质谷物熬制的粥和热土豆，结束一天劳累的男人总是保持沉默，空气中静得只有孩子的一声声让人心疼的咳嗽……但它实际上并不关心这些，在更多时候它具有晚期工业社会的特征。你可以将早期工业社会视为一个毫不掩饰自己贪婪的流氓，而晚期工业社会更像是一个体面的绅士，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虚伪的面具之下。伴随着制度的健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社会似乎比十九世纪末的工业社会更加丰富而多元，但却也更加封闭。看上去什么都可以提，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意义，是的，格莉塔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致力于社会改良的环保主义者吗？可社会不还是回之以冷漠？就像六十年代声势浩大的左翼运动，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可最后社会怎么却变得更加保守了呢？社会的真正利器在于沉默，任你如何张狂都不为所动——秩序总是布满同一性的，非同一性的力量或许永远在涌动，却永远被压抑（或许因为它仍然在沉睡，醒着的只是非同一性的幻影，而真正的巨龙却因为发达社会的文化工业而被驯服了），最后落得个无话可说的结局，总是无话可说，丈夫对妻子无话可说，选民对政客无话可说，孩子对父母无话可说——不是真正的沉默——而是真正的话语消失了，嘴里只剩下些无关紧要的絮叨。利维坦总是在回避着非同一性对它的指责，并将非同一性隐藏得更深，将自己的弱点保护得更好。

什么是同一性？放在个人身上，就是“我要搞钱”“我要升职加薪”“我要努力工作”；而非同一性则可以是“我想让世界变得不一样”“我想要更多爱”“我想要让这一切变得更美好”……它不同于同一性，它是不可定义的，是反抗性的，也是否定性的。在同一性的铁幕之下，人人都是奥斯维辛的刽子手，冷漠地屠杀着自己内心的非同一性火种。就像那些幸存的刽子手一样，他们的“存在需要冷漠……整个存在是想象中的，是一个20年前就被杀掉的人的不正常愿望的散射物”（阿多诺语）。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如果ta既不懂得低头、不懂得屈服，又不擅长玩弄伎俩、把玩规则的话，只能像是鹿道森一样在孤独与匮乏中死去，因为“没有钱，没有爱，也没有未来”。又或者像是文中的克莱尔一样，对一切保持沉默，对失去的天真、对遗忘的激情、对消散的悸动保持沉默，假装一切都该是这样的。格莉塔无法接受这一切，就像无法接受女儿早夭那样无法接受自己的无能以及丈夫的沉默，只能在歇斯底里中折磨自己，我认为这是一种内疚性的疯狂。

毕竟，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让生活变得不可忍受，人要不选择拒绝接受一切而疯癫，要不选择清醒而痛苦，要不只能在麻木中堕落，从纯真者、“未开化者”蜕变为单向度的人。

星辰对破局仍是抱有希望的，寄希望于逃离此处、而逃向一个乌托邦，也就是工业社会的对立面：农村。所以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早期工业社会，因为一个自由放任的晚期工业社会是不存在敞口的，只要你接受了它任何的工业产品、文化产品，就不可能再超然世外，更何况在它之外只有一片衰败，高墙外的人进来都来不及，哪还有人离开？（而逆城市化者实际上根本没有离开城市，请记住），因为在它之外“没有生存空间”。哪怕是大力提倡“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我们，那一片早期工业社会的乌托邦仍然是在苟延残喘。

一个参考案例是讲述小县城现实生活的《大象席地而坐》——工业化社会衰败的一个微小样本，这种衰败（或者应该说是“恶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关系，更传导到了社会关系——面对紧张的家庭与人际关系、糟糕的现实事件，逃离生活、逃离家庭去满洲里看所谓的大象已经不是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而只是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罢了。在这里不存在一个城市与乡村的二分，不存在一个真实存在的乌托邦，存在的只是普遍的不信任、敌意与冷漠。

世界已经成了“一片荒原”。

一二三 跳
跳进染缸
看谁先 游向欲望
看谁先 游向死亡
——草东没有派对《缸》

一种更加安全却也更加怯懦的路径是安然处之。如果不能“追随通俗的批判立场，将此视为一种不幸”，就只能“视其为一种令自身得以保全的享受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幸运的宿命”（鲍德里亚语）。活得幸福而长久，哪怕这种幸福是自我催眠式的，毕竟改变不了世界就只能改变自己，逃不到乌托邦就只能逃避自己。

03《天使》——突围

普遍而言，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命运：一种命运是捕获式的，在这种命运中个体会从一个不那么坏的境遇跌入一个更坏的境遇中；另一种命运则是突围式的，在这种命运中个体则是从一个不那么好的境遇升入一个更好的境遇中。《在午后的寒冷中》描述了一个在他者凝视中愈陷愈深的可怜人，《到别出去》以死亡为契机使得麻木者惊醒并力图摆脱现状，而《天使》同样表达了一种改变的期望，在这种期望中会有一个完美他者降临，将我从某种无知的消极中唤醒，驱逐我心里甚至未曾意识到的冷漠，最终完成我未曾设想也未曾期待过的变化，因而在女孩身上的突围事实上只能回溯性地建构。我喜欢《天使》的一大原因在于它的表现形式更多是直观式而非分析式的，呈现感官性的内容，让读者能够静下来沉浸在可以融化一切的阳光之中，而用不着去费心分析它的构成、它的细节、它的隐喻，我不需要像是为了在朋友圈打卡而在景区疯狂拍照的游客一样而只需要享受它带来的感受。

问题在于“无知的消极”。女孩的无知本质上是一种粗心，一种迟钝，因为迟钝所以不可能去对生活进行反思性的审视，只能通过外部暴力打破。天使的出现具有暴力性的形式，它不可抗拒、不可理解，它的血肉在沉默与触摸中展开，倒逼着“我”进行审视与思考。克莱尔和拉姆斯的觉醒亦需要一个外在物的前提：死亡。没有这些外在的、暴力性的结构，他们将继续迟钝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错误中没有正确的生活”，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甚至错误本身就包含这种迟钝。当然，更准确地说这并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同时还是使得他们变成这样的社会实体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