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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你好，欢迎来到非凡精读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本帮助大家在当今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书，叫《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

这本书的开头就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1895年12月28日，电影的发明者——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俩，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了一段五十秒的粗糙影像，记录了一家工厂女工下班、走出工厂大门时的情景。这段人类历史上首次放映的电影影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家咖啡馆，以至于警察不得不出动，维持混乱的现场秩序。这之后，卢米埃尔兄弟又拍摄了数十部新的五十秒短片，并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展示他们的作品。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卢米埃尔兄弟很快就退出了这个极具发展前途的新兴行业，还宣称“电影是没有未来的发明”。不过，这个现在看起来很愚蠢的误判，在当时却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那时所谓的电影，只是一些女工下班、火车进站之类的单一场景，既没有宏大的画面，更没有动人的情节。所以，当人们的新鲜劲一过，他们就再没有兴趣了。

其实，不仅仅是卢米埃尔兄弟，很多发明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成果的潜力，甚至像爱迪生这样的大发明家，在发明留声机后，也没有表现出更深刻的洞见。他认为留声机只是一台用来记录商人的口述信件，或者老人的临终遗言的设备，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机器在音乐行业的巨大潜力。所以本书作者才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历史告诉我们，那些最接近技术核心的人，最不可能预料到这些技术的最终应用。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多数人看待新技术时，都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是从当前的视角来看待新技术。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我怎样才能利用这些新技术来加强或改进我现有的工作呢？而不是问自己：我怎样才能利用新技术，做一些过去未曾做过的事呢？

在这种错误的背后，有一个更基本、更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被困在了自己固有的心智模式之中，无法自拔。

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形成一套特定的思维范式，也就是被多数人接受或者说默认的一套信念、习惯、偏见和行为模式。这种特定的思维范式能让人们与环境相协调，更好地适应环境，在所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但同时也会造成他们的局限。

比如说，在工业时代，因为组织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变化较慢，所以经验很有价值。而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在组织的权力阶梯中处于高位，大多是因为他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为组织做出过重大贡献。那再遇到重要的事情，我们自然会觉得，还是靠领导拿主意比较靠谱，所谓“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当然，领导也不能完全凭经验行事，更不能任性胡为，咱中国就有句古话，叫“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所以，领导做决策必须慎重，不能拍脑门，事先要做好调查、分析、研究、规划等工作，把这些和自己的经验判断结合起来，才是负责任的表现，所谓谋定而后动。为了保证决策的贯彻执行，就需要加强对下级的管理和控制，不能跑偏走样，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等等。

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形成后却很稳定，不会跟着社会的发展同步变化。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渐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很多人，包括很多组织的观念，还停留在前一个阶段，和现实脱节，还在用过往的经验和陈旧的知识，看待新的现实世界，那他们很可能就要为自己落后的认知买单了。

本书就明确指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行业的革命性发展，现在的世界已经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可很多人的观念和认知与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同步，有时差，还在用工业化时代的常识，理解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他们的思维亟待升级转型。

一、数字化时代的三个特征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数字化时代和工业化时代相比，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1 不对称性

书中提到，相比于工业化时代，数字化时代呈现出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就是就不对称性。

什么叫不对称性？不对称性是指，在数字化时代，一个很普通的人也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有这么一个故事，加拿大有一个叫戴夫·卡罗尔的音乐人，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带的吉他被联合航空公司的行李托运员弄坏了。卡罗尔投诉了几个月也没解决问题，这要是在以往，卡罗尔估计也只能私下里骂骂，发泄一下情绪了事，最多也就是实在气不过，向法院起诉，要求联合航空公司赔偿损失。可卡罗尔生活在一个拥有YouTube和iTunes的数字化时代，他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卡罗尔写了一首叫《联合航空搞坏了吉他》的歌，拍成小视频，发到了YouTube上，短短一天的时间，视频就吸引了十五万次的点击。尴尬的联合航空公司立马让客服经理联系了卡罗尔，向他道了歉，赔偿了他的损失。三天后，视频的点击量达到了一百万次，导致联合航空公司的股价暴跌10%。一周后，这首歌在iTunes市场下载排行榜中排到了第一位，联合航空公司是既亏了钱，又丢了脸。

如果是在工业化时代，除非有大媒体关注这事，否则剧情是不可能这样发展的。可弄坏一把吉他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卡罗尔也不是那种一言一行都引人关注的大牌音乐人，大媒体完全没有理由为卡罗尔发声。细胳膊拧不过粗大腿，卡罗尔大概率并不能把联合航空公司怎么样。可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就不一样了，虽然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也不是刻意要去网上搞事情，只是写了首歌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技术的飞速发展，比如像YouTube、推特等数字平台的出现，让卡罗尔这样微小的个体，也有了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机会，还让联合航空公司这样的大机构，阴沟里翻了船。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数字化时代的不对称性，普通个人在和联合航空这样的大公司打交道时，也有可能是强势的一方，借助数字平台强大的影响力，稍不留神，小虾米分分钟就能撂倒巨无霸。

02 复杂性

数字化社会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在输入条件和输出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存在太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蝴蝶效应”这个词，说的是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振动了一下翅膀，结果两周后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发了一场风暴。可问题是，亚马逊雨林的某只蝴蝶振动一下翅膀，必然会导致德克萨斯的风暴吗？不一定，很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卡罗尔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写一首歌就能让某家公司跌掉10%的市值吗？不一定，很可能压根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很多人对蝴蝶效应都有误解，把它看成是杠杆作用，也就是小事情会产生大的影响。可蝴蝶振动翅膀之所以能引起风暴，是因为翅膀周边的空气系统发生了变化，并产生微弱的气流，这个微弱的气流又会引起周围空气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产生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德克萨斯的风暴。在整个过程中，有太多变量的相互配合，有些变量是可知的，比如初始气流的强弱，更多的变量可能根本就没法预知，这些可知和不可知变量中的任何一个，产生一个极其微小的变动，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亚马逊丛林里的某只蝴蝶振动一下翅膀到底会发生什么，根本就没办法预测。

而数字化时代的本质恰恰是持续和快速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从输入到输出之间，会有太多的意外和干扰，任何因素的一个小小的变动，都会对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可能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以及制定出精细的操作条例，就可以覆盖所有的可能性。这就对我们传统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比如说，近几年，一本叫《赋能》的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原因就是作者在和恐怖组织作战时发现，依靠事先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根本对付不了高度松散和多变的恐怖分子，而作者通过实战和鲜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各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都极具指导作用。这本书樊老师已做过解读，如果你还没有听过，强烈推荐大家去听一听。

03 不确定性

数字化社会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它的不确定性。

复杂性意味着未来难以预测，甚至根本就不可能预测，就像作者在书中强调的那样，麦肯锡收费高昂的咨询顾问、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分析师，包括他们自己，没有人能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康师傅不会想到，真正对自己造成威胁的不是统一、白象、今麦郎，而是美团和饿了么。

我有一个朋友，做了十几年的锁具批发生意，可去年他已经被迫彻底转型，做别的生意去了。不过他可不是输给了同行，而是输给了政府的天网工程。这几年，政府的天网工程日趋完善，偷车贼伸手必被捉，只好金盆洗手，被迫从良，升级转型干正经事去了。偷车贼没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大大增强，没人买锁具了，这可苦了我这个朋友，挣扎了两年，实在看不到希望，只得也转型另谋出路去了。

2017年，大润发被收购，创始人含泪离场时说的那句话，震撼了整个商界，他说：我们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却输给了时代。其实，无论是大润发的例子，还是康师傅的例子，包括我那位做锁具朋友的被迫转型，都体现了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冲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危机就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二、适应未来社会的九个原则

所以，数字化时代持续和快速的变化，带来了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环境，在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呢？本书作者伊藤穰一为我们总结了九大原则，也就是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应遵循的九个最底层的逻辑，分别是：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系统优于个体。这九个原则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01 涌现优于权威

第一个原则叫涌现优于权威。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涌现”这个词，是在凯文·凯利的《失控》这本书里。所谓涌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三个臭皮匠能顶上一个诸葛亮”。或者用《失控》中的一句话，叫众愚成智，也就是在应对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众多底层民众的分散决定，比少数高层精英的集中决策要靠谱得多。

大家知道，在工业化时代，解决问题靠的是所谓的顶层设计，也就是组织的高层先去调查、分析和研究，做足这些功课之后，再制定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底层的员工不需要多动脑筋，听话照做就可以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无序和低效。

不过，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能在工业化时代能成为主流，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那时组织所处的环境相对稳定，变化是例外，不是常态，所以，只要高层足够优秀，有能力、有经验、有责任心，他们是能把控局势的。

可到了数字化时代就不同了，变化成了常态，顶层设计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干扰和意外，所以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样顶层设计就显得过于理想化和机械化了。

所以，在持续和快速变化的时代，解决复杂问题更有效的方式，往往不是设计，而是尝试，也就是从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和要达到的目标入手，不断试错，快速迭代，小步快跑，逐步摸索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高层权威的作用也变了，不再是事先的规划和设计，而是事后的总结和追认，也就是把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个体经验，上升为组织层面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然后在组织中推广。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解决复杂问题时，众多底层民众的分散决定，比少数高层精英的集中决策要靠谱了。当环境足够复杂，各种变量、意外、干扰足够多的时候，解决问题更多需要去尝试，去试错。那既然需要尝试和试错，当然是越多尝试、越多试错越好，越有可能碰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么说可能太抽象了，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蚂蚁找到食物后，是怎么确定最佳搬运路线的？

科学家观察发现，一旦蚂蚁找到食物，不管食物离蚁穴多远，也不管这中间的地形有多复杂，蚂蚁总能找到最优搬运路线，也就是距离最短、中间障碍最少的线路。那蚂蚁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蚂蚁有智慧吗？不是，单个蚂蚁的智慧接近于零。那是不是在蚁群中有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比如说蚁后是有智慧的，并且设计规划出了合理的搬运路线呢？也不是，蚁后其实也没有智慧，而且压根就不管搬运食物的事。那蚂蚁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一开始的时候，每一只蚂蚁都只是随机选择一条路线，并且留下信息素作为记号。这样，众多蚂蚁就会在食物和蚁穴之间留下许多搬运路线。在路程最短、中间障碍又最少的那条路线上，相同时间内一只蚂蚁往返的次数最多，在路上留下的信息素的浓度自然也就最高，其他蚂蚁就会越来越聚集到这条信息素浓度最高的路线上来，然后留下越来越高的信息素浓度。在这种正反馈的作用下，最优路线很快就会被识别出来，所有蚂蚁很快就会聚集到这条路线上来。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单个蚂蚁没有智慧，但当有了大量的试错机会，而且试错的结果可以通过信息素这种方式得到反馈，然后在下一次的试错中优化，蚁群中就会涌现出智慧，识别出最优的搬运路线。

这就是为什么在解决复杂问题时，涌现会优于权威的基本逻辑。它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个体数量要足够多，可以进行大量的尝试和试错。二是个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可以反馈，可以互动。这样，随着个体数目的增加，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就会呈指数级增长，然后就会产生某些超越个体的行为特征，量变引起质变，众愚可以成智，三个臭皮匠就可以超过一个诸葛亮。

02 拉力优于推力

第二个原则叫拉力优于推力。

所谓拉力优于推力，指的是在持续和快速变化的时代，拥有整合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能够动员、集结和统筹各方面力量的能力，比拥有资源本身更重要。

书中有一个案例，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空气和海洋，造成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

灾难发生后，灾区周边的民众迫切需要一种叫盖革计数器的仪器，这种仪器能够测量空气中的辐射强度。可别说在日本了，即便是隔着太平洋的美国，都买不到这种仪器了。因为担心放射性物质会扩散到美国西海岸，美国人看到日本核泄漏的新闻后，也把市面上的这种仪器抢购一空了。缺少仪器，没法测量空气中的辐射强度，日本政府也没辙，因为测量的问题，他们在疏散灾民时甚至还闹了个大乌龙，把一部分灾民送到了污染更严重的地方。

当时身在美国的伊藤穰一也在发起救助活动，他创建了一个网上社区，让更多愿意为救灾做点事情的人参与进来。这些人讨论之后认为，虽然短期内大量产生盖革计数器很困难，但可以通过先少量生产一部分，然后指派专人用这些仪器去灾区收集数据，再建立一个共享数据网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还有就是不能等着日本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自己动手帮助灾民更靠谱。

于是，一家创客空间组织设计出了只有一个便当盒大小、便于携带的新型盖革计数器，一个众包网站帮助筹集到了资金，一家日本本地公司完成了产品生产，一群志愿者把计数器绑到汽车上走街串巷收集数据，然后另一群志愿者把收集到的数据放到一个共享网站上，供人们随时查阅……就这样，日本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被一群志愿者轻松解决了。

为什么一群志愿者可以解决一个政府都解决不掉的问题呢？我看了这个案例后，有两点体会。一是要做成一件事，意愿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像在这个例子中，志愿者们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助灾民，为灾民做一些事情。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想造一条船，你不需要发号施令，让甲去买钉子，乙去找木材，你只需要让人们向往浩渺无际的大海就可以了。发号施令是靠推力做事，让人们向往大海却是靠拉力做事，拉力是一种吸引，比靠推力做事情更有动机和意愿。

还有就是政府更善于靠储备资源来做事情，手头没有资源的时候，并不善于高效整合社会资源来把事情做成。这会有两个问题，一是不够高效，储备太多的资源，在需求出现之前，会是一种闲置和浪费。二是缺乏灵活性，这一点在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很强的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不确定性强意味着各种意外、危机不可预测，你不可能为所有的意外和威胁都做好物资储备，就像日本的3.11大地震，根据以往的经验，日本政府压根就没想到，在东北部太平洋海域会出现震级那么高的强震，更没想到会发生核泄漏事件，自然就不会储备相关的物资，结果灾难发生后，就手忙脚乱，乱了章法。所以，相比事先就为已知威胁做好物资储备，拥有在危机来临时，迅速整合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显得更重要了。

就像伊藤穰一那样，虽然没职没权，但他懂得利用互联网高效整合社会资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先找到一群有动机、有意愿的志愿者，再通过互联网有序协调，把社会资源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拉”进一项任务中来。所以，他比日本政府更高效，也更具灵活性，能在紧急关头做成日本政府做不成的事情。

03 指南针优于地图

第三个原则叫指南针优于地图。

这里的地图是指，做事情的时候依靠详细的方法、流程、步骤和标准，这是工业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工作方式能够把员工工作时的随意性，纳入到一种制度规范中去，极大提升组织的效率。可问题是，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持续和快速的变化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制定出足以覆盖所有可能性的操作条例。可员工习惯了地图式的工作方式之后，一旦遇到例外的情况，他们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相反，指南针给你的只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需要使用者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找到自己的道路。那很显然，在充满变化的数字化时代，这种工作方式更能应对环境中的各种干扰和意外。

来看一个例子。去年11月，我孩子学校组织了一次访课活动，请部分家长作为代表，去和孩子们一起上半天课，然后对老师的教学给出自己的反馈意见。我很有幸受邀参加了活动，一下午听了四节课，其中一堂地理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这节课教授的内容是“农业”，老师首先讲解了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这五种产业形式，然后又对每一种产业形式做了讲解，之后要求孩子们结合前期学过的知识，包括我国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季风的情况，判断我国哪些区域适合发展种植业，哪些区域适合发展林业，哪些区域适合发展畜牧业等等。

老师提出问题后，课堂氛围马上就活跃了起来，孩子们争相发言，还不止一次有孩子因为意见不同吵了起来。这和我上学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那时候都是老师直接给出标准答案，然后让我们背熟背会的。

这种教学形式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听余世维的讲座时感受到的震撼。余世维说我们的教育太教条，缺乏启发性和思考性。比如说，上历史课的时候，讲到蒙古人西征的时候，总是告诉孩子们蒙古人是什么时候西征的，最远打到欧洲的哪里什么的，然后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这种教育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好的教育是能够启发孩子们，让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们试着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去分析，如果当年蒙古人没有西征，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可能有孩子会这样回答：蒙古人当初如果没有西征，西伯利亚草原上的跳蚤就不会被带到欧洲去。那个跳蚤如果没有到欧洲去，就不会咬到欧洲人，欧洲人就不会得可怕的黑死病，二十世纪我们才知道那个病叫鼠疫。欧洲人如果没有得鼠疫，神甫和修女也就不会大量死亡。神甫和修女如果没有大量死亡，欧洲人就不会怀疑上帝的存在。欧洲人如果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就不会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发生，西方就没有机会领先世界。

这个分析正确吗？不知道，但是正不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教学形式能够训练孩子们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指南针式教学训练出来的孩子，当他们今后面对环境中的复杂和不确定时，显然会比那些接受地图式教育、死记硬背教出来的孩子，更有能力去直面挑战，解决问题。

04 风险优于安全

接下来，第四个原则叫风险优于安全。

这个原则听起来有些不太负责任，不过作者并不是要你无视风险的存在，而是指出，在数字化时代，风险的性质变了，承担一些必要的风险，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在工业化时代，规避风险是组织管理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说最重要的方面也不为过。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一次失败的成本太高，组织难以承受。比如说，你有一个好的创意，想把它变成产品，那你得建厂房、上设备，再找一批人来设计和生产，人找来了还要培训、激励、考核，产品生产出来了还得建立渠道，铺货销售。这一个流程下来，花费的成本太高，万一销售不好你就得血本无归。所以组织不得不慎重行事，做好调查、分析、研究、规划，还得辅以一系列检查、复核、批准、生效的控制流程，这样才可以最大化地控制风险，保障组织的安全。

可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全球产业链逐渐成熟，你有一个好创意，想把它变成产品，完全没必要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折腾了，通过整合资源的方式就可以低成本地达到目的。把创意变成产品，可以请专门的设计公司帮你完成，设计好之后可以找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帮你生产，产品生产出来后可以直接放到网上去销售。哪怕销售失败也不会伤筋动骨，毕竟没有厂房、设备这些沉没成本，也不需要给大批员工发遣散费，更没有像员工培训、渠道投入这样的无形成本。一次失败的成本，比工业化时代要小得多，不会伤筋动骨，组织完全有能力重新再来。

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快速变化也使得以前调查、分析、研究、检查、复核、批准那一套不再那么有效了，因为很多机会稍纵即逝，等你研究好了，有把握了，黄花菜都凉了，要么机会过去了，要么别人捷足先登了。所以你看现在硅谷主流的做事风格，看到一个机会后，先是做出一个“够好就行”的产品快速进入市场，然后再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迭代和升级。而不是等调查清楚了，分析透彻了，研究明白了，再进入市场。硅谷甚至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你不为你推出的第一代产品感到羞愧的话，你就推出得太晚了。

所以，在数字化时代，组织最大的风险不再是传统上的决策失误，或者说判断失误导致的投资失败，而是错过时机付出的机会成本。在这种环境背景下，我们不妨更多一些冒险的精神，看到机会就先干起来，不要太多去考虑风险的问题，这样反而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

05 违抗优于服从

第五个原则是违抗优于服从。

违抗优于服从不是鼓励你和上司对着干，而是让你不要再做一个盲从者。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管理讲究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组织的高层制定出精细的操作条例，你的任务只是听话照做，严格执行。但数字化时代持续和快速的变化，使得组织的高层难以再把控局势，很多时候春江水暖鸭先知，你比你的上司能更早感知到环境的变化，也更明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所以这几年华为一直强调，要让能听到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你的上司给你的指示不见得就是正确的，这时候我们要懂得，不要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只是一个盲从者。用《孙子兵法·九变篇》中的一句话，这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比如说，《基业长青》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诺思通百货的CEO诺斯特龙受邀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演讲，有人问他，如果一位顾客拿着显然穿过的衣服要求退货，诺思通的店员会怎么处理。诺斯特龙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真话。但是，我有高度的信心，知道事情会以顾客觉得受到礼遇和良好服务的方式处理。衣服是否收回要看特定的状况而定。我们希望给每一个店员充分的自由，自己考虑该怎么做。我们把员工当成销售专家，他们不需要规定，他们需要基本的指导方针，而不是规定。在诺思通，只要你遵守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标准，为了把工作做好，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

所以，在新的环境下，对于上司的指示和组织的规章制度，员工可以服从，但不能盲从，而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服从，什么时候又不能盲从呢？我们非凡主讲人刘蔚涛老师讲解了一本书，叫作《可怕的盲从》，书中提出了三个标准，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时候应该服从，什么时候却不能盲从，以及当你的判断和上司不一致的时候，怎样智慧地不服从，而不是撕破脸和上司硬刚。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如果你没听过，可以听一听。

06 实践优于理论

第六个原则是实践优于理论。

这个原则和上面说的风险优于安全相关联，说的是啥呢？用我们中国人更熟悉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意思是说，在快速变化成为常态的数字化时代，计划和等待的成本，要比先实践再随机应变可能要付出的代价更高。

在慢节奏的工业化时代，干事情的时候做好设计和规划，能最大化地避免意外和失败，而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行动导向，鼓励实践和尝试，凡事先干起来再说，即便失败了，也应该把它看成是一次廉价的学习机会。通俗点说，工业化时代强调的是先瞄准再开枪，而在快节奏的数字化时代，更有效的策略，是先开枪再调整。

比如说，曾经有记者问乔布斯做不做市场调查，乔布斯回答说，他不做什么市场调查，而是直接把产品摆到顾客的面前。

07 多样性优于能力

第七个原则是多样性优于能力。

怎么理解这个原则呢？这里边有一个关于智利的案例。智利是位于南美安第斯山麓的一个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度经济滞后，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爱管闲事的美国人觉得这事自己应该可以帮上忙，就派了一个农业专家团前往智利，为那里的人们提供技术指导，以提高当地农作物的生产水平。

专家团实地考察后发现，土豆是智利人的主要食品，可当地农民虽然已种了几千年的土豆，却没有发展出现代化的量产技术。比如说，产地位处贫瘠的高地，每块田地的形状不规则，而且布满了大石头，种植的品种高达十余种，各品种的土豆产量不一。收获土豆时，农民对于那些长在偏僻、地形崎岖等地方的土豆并不采收，只是任凭其生长，缺乏完整的收成规划。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团很快就提出了改良建议，比如挑选高产量的土豆品种、广泛改良种植技术、除去巨石杂草重新整理田地等等。专家团认为，落实这些建议后可以大幅提高土豆的产量，基本可以弥补智利粮食不足的缺口。

事情似乎解决得很顺利，美国人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国，等待智利传来大丰收的好消息。可最终他们等来的却不是大丰收的好消息和智利人的感谢，而是他们的改良给当地的农作物产业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灾难的噩耗，粮食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引发了更严重的饥荒。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专家团只考虑了从作物品种、种植方法等可控因素方面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却忽略了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损害。比如说，当地天然灾害频发，霜冻、虫灾，甚至冬天来得早了一些，都可能影响到当年的收成。在这样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当地的土豆必须发展出抵挡灾害的能力。所以，当地农民会在灾害发生后，前往偏僻角落、巨石与杂草间，寻找幸存的土豆块茎，这些块茎都是具有相当的抗自然灾害能力的品种。这样，虽然当时可能会面临粮食不足的窘境，但来年却可以通过种植多品种土豆，来应付不同情境的自然灾害。

所以，多样化的产品品类、看上去并不科学的收成规划、专家认为没有效率的种植方式，却恰恰是智利农民求得生存的变通之道，也就是用一部分产量上的损失，换取总体上的粮食安全。

这个故事很直观地表明了，为什么在一个多变的、不稳定的环境中，多样性比能力更重要。虽然某品种的土豆产量要高一些，相当于能力最强，可在一个风险、意外频出的不确定环境中，一次意外就能让你全军覆没，颗粒无收。多品种虽然对产量有不利影响，但在面对风险时，却更有可能承受住冲击和考验。

08 韧性优于力量

第八个原则是韧性优于力量。

我们上面提到过的《赋能》那本书中讲过一个小故事。1953年初，荷兰遭受洪水袭击，损失惨重，一千八百多人死亡，对荷兰这种小国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事后，荷兰政府决心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于是，荷兰政府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修建了一堵全世界最长、最有力、最强悍的防潮墙，也就是著名的三角洲工程。然而事实证明，在一个不可预测的复杂世界里，针对已知威胁采取的强力保护措施，往往都不尽如人意，各种威胁不讲武德，可以从许多地方袭来。

1993年到1995年，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融化，同时，受强降雨影响，莱茵河水位暴涨，洪水从三角洲防线的背面，也就是从瑞士通过德国境内涌向荷兰。荷兰再次变成泽国，二十五万人被紧急疏散，财产损失上亿美元。

这次洪水过后，荷兰政府痛定思痛，决定采取一种和以往完全相悖的防洪思路，不再试图和大自然对抗，而是降低河流两岸的堤坝，为河流建立了一些新的通道，使河流在不可避免地暴涨的时候，可以通过附近的农场泄洪。这些措施能够降低莱茵河、默兹河和瓦尔河的水位，增加这些河流在面对洪水时的“韧性”。

有记者评论说，在一个上千年来把堤坝越修越高的国家，新的防洪思路是激进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可一位防洪专家却解释说，如果你和大自然搏斗，大自然就会反击，水流需要自己的空间。新的防洪思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洪水无可避免。这代表了一种观念上的转变，不再追求让荷兰免受洪水的肆虐，而是要让荷兰在面对洪水时更有“韧性”。

韧性优于力量这个原则是要表明，在一个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的理性不可能控制一切，所以，不要试图让自己免受所有意外的伤害，而是要保持韧性，在遭遇意外时能够迅速恢复和反弹。就像书中举的例子那样，当飓风袭来的时候，钢铁般结实的橡树会被连根拔起，可看似柔弱，但韧性十足的芦苇会弯下腰，然后在飓风过后迅速生长。

当然，这个原则我们中国人其实早就熟悉了，几千年前，大禹就发现，治水成功的关键不是赌，而是疏。老子道德经也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你发现了吗？智慧其实是相通的。

09 系统优于个体

最后一个原则是系统优于个体。

系统优于个体的意思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只考虑这件事情本身，还要考虑到这件事和它所处系统的关系，以及它和系统的互动，这样才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

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过一个微博，说她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和很多化妆师合作过，接触得多了，她就把化妆师分成了三个层次。

三流的化妆师就是化妆，也许他们手艺不错，但仅仅只是在给你化妆而已。二流的化妆师会带一些能保护你衣服的围裙，也会提前给你敷个面膜什么的。而一流的化妆师就厉害了，化妆前他们会去现场看灯光，会问导演整体节目的风格，然后再给你化妆。

然后张泉灵总结说，三流的工作就是自扫门前雪，他只是扫了而已。二流的工作会更进一步，开始关注用户的体验。一流的工作是了解上下游的工作流程，并且关注产品最终的效果，而不仅仅只是自己流程结束的效果。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系统优于个体。并不是说你手艺好你就是一个好的化妆师，就能够化出好的妆容来，因为在不同的灯光照射下，同样的妆容会呈现不同的效果，节目整体的风格对妆容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所以，只有放到整体节目这个系统中，充分考虑灯光、舞台、风格等因素，然后你才可能化出真正适合的妆容来。这就是“系统优于个体”的原因所在。

好了，到这里本书的解读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了数字化时代的三个主要特征，也就是因为持续和快速的变化带来的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三个特征使我们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观念和认知，和现实世界发生了脱节，如果还是用老的经验和常识，看待和处理新环境中的问题，那我们就会在现实中碰壁，为自己落后的认知买单。

那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呢？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总结了九大原则，也就是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应遵循的九个最底层的逻辑，分别是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优于力量、系统优于个体。这九大原则构成了数字化时代新的思维范式，能够让我们在新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最后，还有两点要给大家提个醒。

一是这本书中的很多案例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缺乏相关背景知识的人阅读起来可能稍显费力，但并不妨碍大家理解书中的九大核心原则。在讲解中，我也选择和借用了更多简单易懂的案例，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也是我们非凡精读馆的价值所在。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九个原则，并且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二是虽然我们强调了，数字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持续和快速变化带来的不对称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并不意味着未来就完全无迹可寻，我们完全没办法为未来做任何准备。

比如说，亚马逊的CEO贝索斯在做商业分析时就指出，虽然未来无法预测，但至少人们希望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那企业的努力方向就很明确了，就是怎样利用技术能力，把自己的运营成本降下来。甚至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帮助供应商，双方紧密合作，把整条产业链的效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最终实现自身、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的多赢。樊老师解读过一本叫《理解未来的7个原则》的书，书中就指出了我们可以从哪七个方面，为未来做一些准备，建议大家也去听一听，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或许才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当今数字化的时代。

好了，这本《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的解读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