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起点。这一事件成了中国人民世代难忘的国耻纪念日，因为，它留给我们的是刻骨铭心的苦痛的记忆，以及对这一事件沉痛的思考和历史的启示。
一、帝国主义是侵略之源、和平之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力图奴役其他民族，发动侵略战争，以掠夺殖民地。从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就成了东亚地区和平的破坏者、发动战争的策源地、挑起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他们公然叫嚣朝鲜、中国等大陆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制定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侵华活动。
1894至1895年，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及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1904至1905年，日本又通过日俄战争，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关东都督府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1927年夏，日本通过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策划占领中国东北，并不惜冒挑起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心诉诸武力。
据此，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越来越难于驾驭的“东北王”张作霖；制造了以排华为宗旨、屠杀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制造了所谓中村事件，以掀起新的侵华高潮。随着不绝于耳的侵华叫嚣，随着日本积极扩军备战、紧锣密鼓进行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中日和平、东亚和平也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毁于一旦！
二、落后就要挨打，退让必然任人宰割
日本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一方面固然因其帝国主义本质特性使然，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无力与日本帝国主义抗衡所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眼里，中国人就是“东亚病夫”，中华民族就是“一盘散沙”。这是他们肆无忌惮地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客观原因和心理因素。对于中国而言，也应验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箴言。
1931年9月18日深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袭击中国军队北大营，第二天攻占沈阳城，发动了对中国大规模武装侵略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短短的4个月零18天时间，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1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的中国领土沦陷，3000万同胞由此惨遭14年之久的亡国之痛。
日本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实现其侵华计划，除国力对比悬殊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是主要原因。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基本国策，对内不惜大动干戈，不仅忙于军阀混战，更调动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则采取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强调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据日本国财务省资料显示，当时日本关东军包括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总计有2万余人，而中国东北军总计约30余万人，从兵力看，中国军队是日军15倍之多。但由于“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中国军队除小部分出于爱国而奋起反抗外，大部分均不战而退，致使日军屡战屡胜，如入无人之境。这是何等惨痛的历史教训！
三、“一切依靠国联”，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蒋介石国民政府坚持“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的方针，更不愿发动民众抗日，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英、美等国出面干涉，幻想依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的力量，“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伸张正义与公理”，以“和平的途径”来解决“九一八”事变。
然而，当时具有强大军力和经济实力的英、美等列强，不仅没有对日本的侵华活动加以有效的制裁，甚至连最起码的谴责都没有。1932年1月，国联成立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在路经美国和日本后，经上海、南京等地赴东北，历时8个月，最后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虽然，这份“报告书”相对客观地记录了若干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但其主要内容是不公正的，甚至把这次事变的起因归咎于中国。这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控制的国联是不敢开罪日本、不愿支持中国抗战的。相反，他们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纵容日本的侵略，积极推行绥靖主义政策。其目的，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满足日本占领东北的侵略野心，企图使其止步关外，把祸水引向苏联，不再南侵而染指它们的在华利益，从而坐收渔利。
事实证明，蒋介石南京政府“一切依靠国联”的想法和做法是幼稚可笑的，而英美列强和国联的绥靖政策也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独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全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扩张政策。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仅仅是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一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再次挑起战端，突然袭击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这是日军南进与英美等西方列强武装争夺在华利益的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九一八”事变后西方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政府而言，“一切依靠国联”的幻想，必将遭受最后的破灭。
四、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觉醒奠定了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中共中央先后指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直至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接连发表了《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行动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迅速兴起，人们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呼喊着“国亡无日，不愿生为亡国奴，甘愿死作报国鬼”，其悲壮激昂可见一斑。在这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爱国学生始终是主力和先锋，工人阶级和文化界人士起了重要作用，工商界、妇女界积极响应，努力参加，海外华侨决心与全国同胞并肩作战，誓为后盾。特别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如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在东北抗战，蒋光鼐、蔡廷锴等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在淞沪战场奋起抵抗，国民党第5军军长张治中主动请缨，奔赴杀敌疆场。总之，从“九一八”至“一·二八”期间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其参加的阶层之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这是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先声，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战争中的彰显和弘扬，也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