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主张正名分。朱熹说孔子是上报天子、下告诸侯、废黜公孙辄而拥立公子郢，这样解释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哪有一个人待我恭敬有礼，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我还想要废黜他的，这符合人情和天理吗？孔子既然愿意帮助公孙辄治理国家，一定是公孙辄愿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听孔子的指教。孔子的德性隆盛、内心诚挚，一定已经感化了公孙辄，使他明白不孝顺父亲的人不可以称之为人，故而公孙辄才会痛哭，亲自去迎接父亲。父子之间的感情是出于人的天性，公孙辄能如此真切地悔悟，蒯聩又怎会不被感动呢？蒯聩既然归国了，公孙辄便将国事交予父亲，并请求以死谢罪。蒯聩已经为儿子的行为所感动，又有孔子从中斡旋，当然绝对不肯接受，仍然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群臣和百姓也想让公孙辄继续担任国君。公孙辄向天下昭告自己的罪行，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把国君之位还给父亲。蒯聩和群臣、百姓也都赞扬公孙辄改过、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告知诸侯，坚持让公孙辄担任国君。所有的因素都决定了公孙辄必须出任国君，才使他再次主掌卫国。公孙辄不得已，只能像后世帝王一样，率领群臣和百姓尊蒯聩为太上皇，让他得到尊崇的奉养，这才重新出任卫国之君。这样君臣父子才各得其位，名正而言顺，天下才得到治理。孔子所说的正名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注

【正名】，参邓艾民注，见《论语·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第三章）
邓艾民注，卫君指卫出公蒯辄。孔子于辄之六年，自楚至卫，辄年可十七八岁，有欲用孔子之意。
【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邓艾民注，此指朱熹《论语集注·子路篇》引胡瑗注：“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第三章注）
【底豫】，陈荣捷注：“底，至也。豫，悦乐也。”
【方伯】，陈荣捷注：“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为一方之主，得掌征伐。如文王西伯是也。”
【后世上皇故事】，邓艾民注，言刘邦诏尊其父太公为太上皇一事，见《汉书》卷一《高帝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陈荣捷注，《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第十一章云：“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君臣父子各得其所以为君臣父子之道。
邓艾民注释：“王守仁不同意胡瑗及朱熹正名则必须废辄立郢之说，故揣测或是如此，以求符合孔子愿意。”

笔记

礼法源自人心，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君君臣臣的基础是父父子子。要正名，需要先理顺父子关系，恢复父子之情。
如果孔子接受卫辄的委托，却废黜他，而另立公子郢，成了擅行废立了吗？这不就成了董卓废汉少帝而立陈留王一样的故事了吗？如果孔子辅佐卫辄，却不能迎回父亲，或者迎回之后不能归还君位，那就成了景泰帝和明英宗的故事了。如果感化卫辄，让他迎回父亲，恢复父慈子孝之心，使二人能相互辞让，则心顺，而后名正言顺。

正名的实质是正心。如果拘泥成法而悖逆人心，就会惑乱人心。
在大礼议事件中，杨廷和等人为了驯服新登基的嘉靖皇帝，而固守成法，寸步不让，让皇帝选择皇位之后就只能以叔父名义来祭祀生身父亲，而嘉靖皇帝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结果引发了大礼议事件，最终导致了文官大批被罢黜，而皇帝也不再信任文官，对明朝政治格局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