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身很难准确定义。文化本身具有无形性，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多种多样，缺乏统一认识。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柯亭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列举的西方文化时尚关于文化的概念就达164种。陈元刚等认为关于文化的定义超过250种。由于人们对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在此之上定义文化经济学很难可靠。
另外在定义过程中容易造成“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式的狭窄化。如昝胜锋认为“文化经济学式关于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在此定义下，文化经济学的对象往往被限定在文化产品或文化产业种，这是因为具有生产、流通、消费的往往式具有完全经济属性的文化产品，而大量不能以产品方式独立存在的文化要素则被过滤掉了，由此造成缺失和疏漏。
构建文化经济学科，应当从多时代、多学科的文化经济思想中广泛汲取营养。文化经济思想远比文化经济学学科深远和丰富得多。如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时，把经济行为人丰富的精神舍弃后，仅仅保留了经济行为人的理性趋利性。他在作了这样的理论抽象后并没有忘记人的主观精神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反而引起内心理论直觉的严重不安。此后斯密花费巨幅笔墨撰写《道德情操论》种，深入细致地剖析了人的多方面主观精神禀赋，如同情、慈善、利他等情感及其对人的行为理性的影响。戴维索罗斯比认为，文化既影响了大群体或小群体的经济绩效，又在支撑和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变更方面产生了比较特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