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文化论者的表述里，游戏在中国的传统中是不占据分量和地位的，似乎是因为游戏与生俱来的不严肃性总是和儒家正统庄重的“大道”相抵牾，所以在许多道学家的字典中，对“游戏”的语义阐释总爱解读为嬉戏、放纵、虚浮不实之类，如，《易》孔颖达疏，“游谓浮游，诬罔善人，其辞虚漫，故言其游也。”或《晋书•王沈传》中对游戏一词的使用：“将吏子弟，优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至游戏，伤毁风俗矣。”游戏似乎总是带着颓废、放纵、勾人邪思之意，从而为他们所诟病。于是他们在提及孔子这样的中华文化的奠基者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孔子是如何的厌恶粗鄙俚俗的“郑声”，赞美尽善尽美的“韶乐”，他又是如何的淳淳教化，诲人不倦，在谈到他寓教于乐的教育性质时，也总要被人加上他的“乐”是为“教”而服务的尾释，生怕人们把孔子误解为逐乐为生的浪荡文人，在他们的言语中，孔子是一副言传身教、古板僵化的迂腐夫子。但实际上，这种隐含着道德伦理的论调是颇值商榷的。因为这些论者似乎忘记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对曾皙观点的强烈赞同，而曾皙所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不正是一种饱含了游乐与闲适性的人生态度吗？《庄子•渔父》中也记载：“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林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这些论者也忘记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依於仁，游於艺。”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对此注曰：“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甚至他们忘记了中华文化还有象庄子这样崇尚自然，渴望“逍遥游”的文明奠基者，因为在庄子看来，“游”不但不与天地之大道相抵牾，反而正是运行“大道”的最本质的方式，所以他在《在宥》一篇中通过鸿蒙对云将解答“游”时说“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游者鞅掌，以观无妄。”他们恐怕也忘记了两晋文化中那些吟啸竹林，在觥筹交错、流觞曲水间畅情嬉戏，具有魏晋风度的名士，更是忽略了印满了整部中国历史，不论何时何代都无时不有的那些寄情山水、舞文弄墨、游戏文字的文人骚客们。
其实，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是从不缺乏游戏精神的，游戏的精神不仅是体现在崇尚阳春白雪的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的宫廷盛宴、诗酒唱和之中，更体现在下里巴人的民间祭拜、集会文化中。对此，作为一个异域的审视者的赫伊津哈似乎看的更为清楚：“在古代中国几乎每一个活动都呈现出仪式性竞赛的形式：涉水、登山、伐木、采花都表现出游戏的成分。”的确，游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中体现得如此浓烈与广泛，甚至在外交、军事、政治、法律这些看似严肃的社会上层建筑层面上，也充满了浓厚的游戏色彩。在写满了传奇故事的春秋战国时代，一纵一横，便充盈了多少游戏的色彩，且不说能言善辩的晏子在楚王面前机智、不卑不亢的外交辞令；蔺相如请秦王击缶，完璧归赵；范雎请齐君解九连环等等，单是曹刿论战，宋襄公所谓仁义之师之类的军事案例，也足以说明战争和游戏的异曲同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