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文”与“道”（五）
书目：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
宋代比较早的开始恢复文学中“道统”地位的应该是柳开。他自觉地以恢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最先起来反对五代体，标举文统和道统，主张文道合一，鼓吹复古、倡导质朴文风。他主要从明道、致用的角度来看待文章传道化民的社会功利价值。柳开的文论中对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有所忽视，甚至可以说他是不屑顾及文学性的。他的文论直接影响到了后来宋代理学家们的文道观。
在理学家们的眼中，道是绝对要高于、重于文的。如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实际上就是将文学看作一种工具，一种道的载体，它只需要完成一个表现道的任务，做好道的载体就是文学的本分。至于文学的艺术性、文学的美，是不值一提的。而到了程颐那里，道重于文的观点被发展到了极端，他认为文学对道其实是有害的，所以文大可不必作。他瞧不起诗人们抒情写景的作品，也不认为韩愈的文章对道有所助益。在他的眼中，韩愈从来不是为了阐释道义而作文，他是为了作文而利用“道”。
在柳开之后的田锡论诗主“性情”“意”，强调自然和有生气。论文则在大的方面崇尚韩、柳，提倡道统和文统，但没有柳开等人的那种执着于道德理性而反对情感和辞藻的偏颇。田锡认为，“道体”在“心体”之中，而“心体”又与“性情”有关。王禹偁则在文以传道之外，又要求文以明心，要求在传道之文中表达自己的政见和内心感受。也就是说，王禹偁主张为文中道与情并重。
王禹偁可以说是欧阳修文论的先声。欧阳修论文主张文道并重，认为如果想要学会作文，就必须先学“道”。他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就是说，只要你精通了“道”，那么作文就是水到渠成的简单事。但欧阳修并不将“道”仅仅定义为理学家们嘴里的心性、义理，而是“易知而近，切于事实”的治国之道。从这个角度看，欧阳修也是重道而轻文的。但每当他论及具体的问题是，又往往对文辞和情感有所看重，并不像柳开等人那样，将道摆在第一位且是唯一位。换句话说，欧阳修的主张其实是文学性与“道”并重的。
苏轼的文论中，对“道”只是偶尔说及，他更重视的是“意”。而在他论及“道”时，这个“道”也不是单纯的儒家政治理想或理学的心性义理，而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道理，这种道理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每个和每个都不相同，绝不能定下唯一的标准。这种对于“道”的认知，似乎与柳宗元有相似之处，也仿佛对刘勰所论之道有所取。
到了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于文与道的关系认识就不像前辈那样偏颇。他更倾向于文道并重，只是在文与道二者之间的取舍时，他更看重道。他说：“文皆是道中出”，又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这种以道为根本，以文为枝叶的观点虽然仍对文学性有损伤，但较之程颐、周敦颐，已算大有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