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仲容《周禮政要·序》稱：“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彊者若合符契”。細繹其篇目，《冗官》《重祿》《達情》《宮政》《奄寺》《吏胥》《鄉吏》《教冑》《廣學》《通藝》《選舉》屬於政學（職官）類，《博議》《廣報》是權力制衡，《通譯》《觀新》為促進東西文化科學交流，《治兵》《巡察》是兵制，《圖表》《會計》《朝儀》是行政管理的輔助手段。與黃氏《明夷待訪錄》相較，則南雷書中《置相》《取士》《學校》諸篇亦皆為政學（職官）類。古者選舉行於學校之中，政學不甚分，實為傳統學術“王佐之略”的核心環節。
《治兵》篇稱：“周承夏殷之制寓兵於農，卒伍之眾出於夫家。郊內立六鄉，鄉出一軍，六軍七萬五千人。而六遂副之，其制與鄉同”。孫氏欲遠祖周官鄉遂兵制，近效德日等國徵兵法，以民兵取代湘淮練勇、八旗綠營。其實，軍事亦寓於政學中，與選舉、學校不可離貳。《地官司徒·鄉大夫》：“以歲時登其眾寡，辨其可任者……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義，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具備“賢者能者”選舉資質的六鄉（六遂）民眾就是王之六軍的組成者。從軍絕非義務，而與選舉、受教育一樣，為重要的政治性權利。劉師培《古政原論》以人盡從軍為臣民之義務，其說非是。《鄉大夫》下文云：“退而以鄉射禮五物詢眾庶……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射禮行於鄉學（庠），為禮經鄉射之本原。射，武事也。此尤兵制寓於政學之力證。《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稱：“紀律嚴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邦安全的必需，人民持有、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容侵犯”。按照系統解釋，此處的“人民”為主權宣告，也就是憲法序言中的“我們人民”。持有、攜帶武器與選舉權一樣，是一等皙種公民的政治性權利。《聯邦黨人文集》第二十八篇甚至宣稱，（人民的）原始自衛權高於一切政府形式。郅治之精意殆與《周官》同。
且證以西周金文，作為職官的“師”既是軍事長官，也掌管教育事務。《地官司徒》有師氏一職，郭鼎堂《周官質疑》稱：“‘德教行教’及‘以教國子弟’以下十四字，乃視師氏為師保之師；‘居虎門之左’云云，又視師氏為師戍之師。文辭文義均不相水乳”。郭氏亦未憭軍事寓於政學之旨。
《待訪錄》嘗譏“軍民太分”之不善，軍民太分則從軍為義務而非權利，或竟以兵士為私屬、為奴役。甚矣周官制度之難復。
附：
論兵制得失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時期的軍屯農民必須強制性攜帶妻子。無獨有偶，明代朝廷也要求衛所軍戶必須與正室同往。軍戶為對抗此政策，甚至常常買奴婢冒稱“正室”。攜帶妻室同往，一方面固然消磨軍人冒險進擊的勇氣，但另一方面也可防止軍人從戍地逃亡，堅定其長期戍守的意志。府兵或具有相似性質的軍屯、衛所之長處正在於防禦。王荊公惑于周官鄉遂之兵制，欲依《鄴侯家傳》復府兵制度，已格於當時情勢。要之，府兵利於防禦，明之都司衛所勿論，隋之鷹揚府、唐之折衝府皆密布於京畿重地；東羅馬農兵較西羅馬為多，故巋然存於兵燹後。募兵利於進取，漢之良家子、唐之彍騎咸能建功異域；歐羅巴軍事革命者，變私家之傭兵為王家之募兵。府兵、募兵當各有所施，以府兵野戰，不免懷來土木堡之辱；以募兵固守，徽欽北狩將不旋踵。此事非洞明古今之變者難與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