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隔离在家，无所事事，终日昏昏欲睡。遂将之前读书笔记廖做规整。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二章《晋初情势》第一节《政俗之敝》讲到了一个例子。
《晋书·何曾传》云：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遵等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诒厥身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山涛传》：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刘颂言：“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故群吏虑事，怀成败之惧，轻饰文彩，以避目下之谴。人主恒能居易执要，以御其下，然后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李重亦言：“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当时相需最殷者，实为督责之术，固夫人知之矣。
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是：《晋书·何曾传》说：何曾伴武帝宴饮，宴罢告诉他的儿子何遵等人说：“国家顺应天命受禅，开创大业一统天下，我每次陪圣上宴饮，没有听到治理国家谋划长远之计，只是说说平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不是为子孙长远谋划之兆啊。只是考虑自己，后嗣不是很危险吗？”《山涛传》：武帝曾经于宣武场操演军队。这时山涛有病，诏命他乘轿隋从。因与卢钦论用兵的根本，认为不应该废除州郡的武备。帝称赞他曰：“真是天下名言。”但最终不能采用。刘颂说：“陛下每件事情精于开始，而忽略最终的成效。所以，群吏考虑事情，怀有成败的畏惧之心，修饰文章，用以躲避眼下的问责。作为圣上要能持久执其要领，驾御臣下，能够看到臣子的功或罪，成败征兆的形迹，让它们无法逃脱赏罚。”李重也说：“建树官府衙门，功在长久，阶级少人心就安定，事长久则政化成，能力水平也就显现出来了。”当时之需最切实的，实是督责，人们是知道这一点的。
刘颂又言：“善为政者，纲举而网疏。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微过不足以害政，举之则微而益乱。大纲不振，则豪强横肆，豪强横肆，则百姓失职矣。大奸犯政而乱兆庶者，类出富强，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官长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无益于政体，清议乃由此而益伤。”“错所急而倒所务”如此，欲以求治得乎？
这段的意思是：刘颂还说过：“善于治国理政的人，善于抓住事务的关键，而放开一些琐碎的事情。近代以来，作为督查执法的管理者，不能抓住事情的关键，而是拘泥于微小的过错。微小过错不足于损害政治，一直抓住细枝末节就会越来越乱。抓不住关键，豪强之人就肆虐无法纪，豪强横肆，那么百姓就是失去本分而不能安居乐业。奸恶乱政、扰乱黎民的人，大多出自富裕强横之家，而富于豪横的人，他们的强力足以让人忌惮，他们的财力足以满足各种欲望，所以当地官长为他们包庇，下面胥吏纵容他们犯奸。又恐上司不举荐，就织密罗网，以收集小罪，变于日常上奏弹劾，以便看起来貌似尽公。而枉法不明，就已经隐藏在其间了。不但对政体无益，清明的朝议因此更加受到损伤。”“错误判断了所急的环节，颠倒所做的事”这种程度，想要凭此求得大治吗？
刘颂的这番话一针见血，监察督导固然必要，但“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尤其需要警惕那些舍本逐末“状似尽公”者，真的是尽忠职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