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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在拉帕洛达成协议的惊人消息传出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新组建的美国国会大战债务融资委员会（ Congressional World War Debt Funding Commission ）就向巴黎方面发出了官方要求，要求对方提交法国拖欠美国的 35 亿美元债务的还款计划。
1921 年年底至 1922 年年初，劳合 · 乔治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弥合导致欧洲分裂的严重对抗，而法国现在却又打起精神，打算用武力来修改财政方案的内容。一次国家暴力行动就这样被赤裸裸地兑现了。巴黎方面进行了计算，将法国军队派遣到德国西部的工业中心鲁尔，只需要花费 1.25 亿法郎；而开采鲁尔煤矿所带来的回报，可达每年 8.5 亿金法郎。事实证明，对德国西部实行军事占领可以为法国带来可观的回报，但它也导致了一场危机，将德国推到崩溃的边缘，迫使英国和美国重新介入欧洲政治。
从法国的角度来看，墨索里尼的整个事业是建立在他一次次的战争经历上的，没有人比他更激烈地反对“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了。对法西斯主义侵略倾向的担心是后来的事情。在 1923 年，墨索里尼绝不会阻挡法国对德国采取强制行动。
德国人用消极抵抗来回应。矿工拒绝挖矿，铁路也停止运营，德国国有铁路在鲁尔的 17 万员工中，只有 357 人愿意为法国工作。作为报复，铁路工人和公职人员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一共 14.7 万名男女老幼，被立即逐出了占领区，而他们通常只会提前几个小时接到通知。
从 1921 年开始，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曾经帮助德国躲过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在 1923 年，恶性通货膨胀则让德国陷入了瘫痪。在鲁尔的大型炼钢厂和矿井，老百姓只能忍饥挨饿，因为农民拒绝为了一文不值的货币而售卖粮食。鲁尔发生了恐慌性的食品暴动，导致几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30 万饥肠辘辘的儿童不得不从那里被疏散到德国其他地区。
英国已经从欧洲事务的中心位置撤出，有意识地不再插手其中。在这个全是托利党人的新政府看来，他们离欧洲大陆上那些狂躁不安的邻居越远越好。
与直接同《凡尔赛和约》相关的鲁尔危机不同，在伊奥尼亚群岛发生的暴力事件，恰恰就是创建国际联盟所希望化解的那一类事件。科孚岛事件在各方看来都是一次考验。墨索里尼毫不掩饰他的轻蔑：“这么一个国际联盟，它让海地和爱尔兰与大国平起平坐，在希土冲突、鲁尔或是萨尔问题上都表现得无能为力，留着行动鼓励社会主义对法西斯意大利发起袭击。”
到 1923 年年底，鲁尔的煤炭和钢铁巨头胡戈 · 施廷内斯游说柏林方面，希望批准鲁尔所有的大型钢铁企业强强联合，使之成为“新国家架构”的经济基础，并能够“在法国和德国之间起到调解作用”。
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将选票投给了极右力量 ——19% 的选票投给了德国国家人民党，将近 7% 的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将近 13% 的人选择了共产党人。如果想要达到三分之二多数，就不得不至少说服一些来自国家人民党的代表，而他们是《凡尔赛和约》毫不妥协的敌人，是“刀刺在背”传说的创造者。
1924 年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得到了大量涌入的美国信贷的支撑，它们被提供给了私人企业和除破产的帝国之外的各级政府。
1929 年 5 月 30 日的大选使拉姆齐 · 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第二次上台后，这一决心更得到了加强。作为一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和反法派，麦克唐纳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修补与美国的关系。他十分热衷于与两次大战间进步主义的典型拥护者、刚刚当选总统的赫伯特 · 胡佛打交道。正如托洛茨基所嘲笑的那样，英法对话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你想认真讨论问题，那就别怕麻烦，横渡大西洋吧。
田中首相的政策现在变得支离破碎。他既没能与中国对抗，也没能与中国和解，现在他看起来就像是“东方的堂吉诃德”，是一个已经落伍的传统武士。
1933 年 2 月初，正当美国准备迎接一位新总统时，一场来势汹汹的银行挤兑风潮开始在路易斯安那州出现。到 3 月 3 日，它已经蔓延到了世界金融秩序的中心纽约。绝望中的纽约州政府向华盛顿方面发出请求，希望联邦政府能采取行动。但是胡佛的总统权力在那天宣告结束，而他的继任者富兰克林 · 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拒绝合作。 1933 年 3 月 4 日黎明前，在没有得到国家政府指示的情况下，纽约市市长决定关闭全球金融系统的中心。面对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政府却无所作为。
美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与转向这种“建设性”政策相辅相成的，是将国际义务抛诸脑后。
罗斯福在 4 月 19 日宣布，美国退出金本位制。这一决定为美国的复苏创造了一个金融稳定的平台。但是除了过高的关税之外，美元的突然贬值使得向美国出口变得异常困难。另外，在投资者的信心得到恢复之后，大量资金重新涌入纽约，这使得世界其他地区的流动资产大量流失。
亲美的英国首相拉姆齐 · 麦克唐纳在他 1934 年 5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的：“将会扰乱（这个）金融秩序（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的债务偿付，是对整个世界的背叛。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停止继续偿还债务的愚蠢行为。
1933 年春天，在柏林，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 1932 年春天，在暗杀了保守党派政友会的全部核心成员之后，日本的政党政府宣告终结； 1935 年，在装模作样了好几年之后，墨索里尼最终满足了自己嗜血的本性，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 ）的进攻
追寻国际联合与合作，是对不平衡的综合发展、对国际社会“锁在一条铁链上的囚犯”生活唯一合适的回答。这是对一种新型自由主义、一种进步的现实政治的计算。它是一场更加动人的戏剧，因为它仍然是一段开放、未完成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也是一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