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的焦虑找不到工作，
找到工作的焦虑买不起房，
买了房的焦虑换不了学区房，
换了学区房的焦虑孩子挤不过小升初的独木桥，
过了桥的焦虑美国大选、民粹抬头导致留学移民风向有变，
而留学回来的海归又开始焦虑找不到工作变“海带”……
让我们焦虑的东西太多了，似乎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战役。
在这场战役里，必须拼尽全力厮杀，才能捍卫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资源。
我们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身后没有了退路，而前方又看不到“厮杀”的终点在哪。
有人说，终点是“有足够的钱”。
但拥有多少钱才足够我们买到安全感，足够我们不再焦虑？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数字，年入百万够了吗？
可昨天一则《百万年薪40万个税》的新闻刷了屏，也打了脸。
“我辛辛苦苦挣了百万年薪，却要缴纳40多万个税，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挣了几百万元，股票转让时却不用交个税，这确实不太公平。”
新闻里的当事人，一家企业的税务总监，这样痛心疾首地控诉。
此文一出，便有很多财经专家指出，百万年薪40万个税的情况，只可能出现在100万的工资一次性发放的情况下，而这显然不太合常理。若分月发放，并合理避税，缴纳的个税只有20来万。
于是，这似乎变成标题党们又一次耸人听闻的成功演练。
但是，这篇热点新闻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情绪，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
早前，“实习生工资超800元要交20%的税”、“年入12万算不算高收入人群”等类似的话题无一不引爆了舆论场，争论沸沸扬扬，这次，连年薪百万的高薪阶层，也加入了摇旗呐喊的行列。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不管是初出茅庐的实习生，还是领着12万年薪的普通白领，亦或是年入百万的高管，大家心里都是一样焦虑，一样缺乏安全感，而这种情绪的根源来自于“劳动致富”神话的破灭。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曾断言：劳动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
如今，这个断言正越来越成为现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世界性的、长期性的宽松货币政策，资产的价值畸形飙升，拥有资产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不要说年轻人，就连那些工作多年的人，如果未能持有资产，也会感觉自己越来越穷，就难免陷入焦虑不安的恐慌情绪中去。
小南很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被动挨打的那一个。
他本科毕业没几年，钱不多，好在找了个有钱的女友。他的女友在2009年房价新一轮疯长初期，在东四环全款买了一套小房子，房本写女友的名字。2010年，房价几乎翻倍了，他收入也增加了。
他庆幸自己早买了房子，但更悲催地是他结婚了，由于限购他买不了属有自己名字的房子，但这挡不住小南买第2套房的冲动。2011年在亦庄，他买了一套40平米的商住楼，不限购，他的名字终于可以写到房产证上了。果不其然，房子又涨了，东四环那套加上亦庄那套共升值了200多万。
2013年初，他又把积蓄和奖金凑了十几万在燕郊买了第3套，当时朋友都劝他别买了，但没多久，小南那套燕郊的房子已从9000涨到了11000……
与小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同班同学大刘。
大刘是个学霸，小南考试的时候还经常抱他大腿，在小南未保研成功时，大刘却顺利地被保送硕博连读，可就因多读了几年书，晚毕业了几年，完全错过了这场资产盛宴，现在只能望房兴叹。
“读书改变命运啊！”小南不无得意、也不无后怕地感慨。
在楼市里改变命运的人千千万，在股市里跌宕起伏的人，也感受了一把时代的洪流。
老顾炒股炒了20多年，2015年的牛市第一次让他真正体会到“人赚钱难，钱生钱易”的滋味。在股市还在3500点的时候，他攥着100万存款冲进了股市里，乘上了股市飙飞的东风。
“那时股票天天涨停板啊，一天能挣十来万，抵我干一年！”老顾感叹，“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顾的股票价格翻了几番，资产也翻了几番，他甚至想过要把自家的屋子抵押给银行贷款，扩大盘子，要不是老顾的老婆强烈反对，他还真干成了。
“可惜咯，如果再加一把还能挣更多！”老顾说起来还是有些懊悔，旋即又摆摆手道，“不过又不是神仙，谁能料得那么准，有的赚就不错了，炒股炒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挣到钱。”
下半年股灾的时候，老顾也蒙受了一些损失，不过由于他斩仓及时，整体还是有的赚。
“当时要是走晚点，好容易挣来这点‘革命成果’就不保咯！”老顾回想起哀鸿遍野的股灾，还是忍不住后怕。
资本的回报已远高于劳动的回报已成不争的事实，而资本要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要小于劳动所付出的代价，这是引发对个税制度一轮又一轮争议的根本动因。
那位年入百万的税务总监，她的不安正是来自于与炒股相比产生的“不公”。
老顾不过股市搏杀几个月，便比她卖命工作一年挣得钱要多，而且只用缴纳极低的印花税，而她按个税累进税率，最高要缴纳45%的税。
这无疑不利于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份额，而且对资产泡沫中越发加大的居民收入差距无能为力。
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发展问题”。为了效率，公平某种意义上被“牺牲”了。
我们扭曲生产要素的价格，去承接发达外国的产业转移，物质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却在别的很多方面欠下了事关公平的“债”，环境的污染，劳工的权益，产能的过剩……
如今，社会财富走向两极分化，阶层流通的壁垒日益坚固，人们对“公平”的渴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
媒体乐于将此冠上种种诸如“腰斩”之类骇人听闻的词汇，正因这戳中了当下社会里最为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只要稍加撩拨，便淌出淋漓的鲜血来。
效率不足，人心思定，公平无疑是一针最强的“镇静剂”。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税收所肩负的责任，远不止多收了几个钱，少纳了几分税这么简单，它身上还寄托着人民寻回安全感，摆脱焦虑的希望。
可是，若问现在我们离这个希望还有多远，只能说仅剩一个苦涩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