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离不开技术。
这是一个肯定句。早晨被闹钟震醒，睁开眼，做早餐，挤地铁，刷微博，打电话……没有哪个时刻，我们能够离开技术，离开媒介。以互联网为新媒介代表的技术彻底地、完全地重组了我们的生活。
但问题是，我们似乎无法心安理得地看待这种重组。
尼尔·波斯曼最著名的书是那本《娱乐至死》，通过触目惊心的细腻描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人类悄然被媒介控制的情景。但他更为全面的关于技术问题的思考却是在《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这本书里。
技术决定论者，大多也是技术的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挺有意思，明明最看重技术的人，理应更深刻地看到技术带来的好处，却怀抱着对技术的最深切的忧虑。
波斯曼以柏拉图的《裴德罗篇》中关于塔姆斯的故事作为开篇。智慧之神提乌斯向国王塔姆斯介绍自己的发明，数字、几何、天文和文字等等，希望推广这些技艺。但塔姆斯拒绝了，接下来是一段颇有道理的演讲：……人们学会读文识字之后，就不会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因此会变得健忘。人们对文字产生依赖之后，需要外在的标识才能唤醒记忆中的信息，而不再运用自身内在的资源。你所发明的灵丹妙药，能改善的只是回忆，而不是记忆。作者想要用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项技术，在明显可见的好处背后，深藏着暂时看不见的弊端。即使伟大如文字的发明，也是如此。
波斯曼以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为准则把人类文明分成三个阶段：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技术垄断文明。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人类和技术的牵涉深度。工具运用时期，技术作为外在的工具性使用。技术统治时期，工具逐渐融入人类文明之中。技术垄断时期，技术反客为主，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思维世界里居于核心地位，其他任何事物都必须为技术的发展让道。
作者重点阐述的是技术垄断时期，他通过大量的案例，试图证明，在现代，技术已经在深刻的改变人类的文明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改变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反思，技术究竟是什么？技术对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必须跳脱出具体的技术表象，从技术最初开始的源头出发，才能发现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的追问开始于对技术发生原因的思考。他从哲学上的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效果因路径出发，思考技术发生的原因，最终得出：使尚未在场的东西进入在场之中而到达。即，使原本被遮蔽的东西重新涌现。他称这个过程为解蔽。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解蔽方式有许多种，但技术垄断时期的技术，这种解蔽戴上了促逼的意味，亦即向自然界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换句话说，我们强势地把世界看成一个可以为人类所利用、所摆布的巨大资源宝库。世界成为了我们订造物品的原材料。
海德格尔以“集置”来命名技术形成的那种促逼的解蔽方式。正是拥有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于是，山川不再是山川，大河不再是大河，那些杏花春雨的美景在我们的眼里也不再赏心悦目，而只是某种可以被人类随意摆置的资源或持存物。
如果说波斯曼为我们描述了技术对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那么，海德格尔的解释则告诉我们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在《技术垄断》这本书里，波斯曼分别就社会管理技术、医疗技术、计算机技术、民主政治技术等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这种“集置”思维带来结果。如果一定要概括一下共通点的话，那就是追求量化统计和效率。
在学校，我们实行各种各样的排名、打分和测试。把学生的创新能力、聪明程度、心理健康程度通过量化打分的形式来呈现。于是得分高的那个学生被评为“三好”或者“优秀”。全然不顾品德这个东西是否能被量化。
在民主制度，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民调，将民众的意见集合成一个个泾渭分明的数据。百分之八十的民众认为……百分之六十的民众认为……撇去问题设置的诱导性偏见不谈，也全然不顾在这个集合数据中，这些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是否真的了解这个问题背景和实质，是否真的有发言权，还是仅仅道听途说，盲目从众。
在政府机关，我们有各种数据、各种表格、各种报告，GDP、GNP等等，似乎只有这些漂亮的数据才能证明我们政府的能力和成绩，全然忘记了，城市中、乡村里每个公民的安居乐业才是我们最初的允诺。
在企业，我们有层层分明的部门、科学合理的、流水线一样的管理制度、车间制度。每个人都像机器上一个螺丝钉，随时都可以被更新，更好的螺丝钉所撤换。我们追求的永远是效率和利益，所谓企业文化，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为了让那枚螺丝钉更好地、更心甘情愿的运转。
在医疗，望闻问切、询问病史等传统的关切和判断被大量冰冷的、泛着金属光泽的各式各样的医疗器械所取代，人体也变成了一台可以被量化测度的机器。医生们丧失了医者的主动性和关怀心，沦为机器的人类代言者。
在文化，现代主义和科学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曾经被我们珍视的文化符号被降下神坛，成为随时可以被调笑的对象，没有什么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唯有物质科学胜过一切。机器印刷和大量的复制品使得远古的图腾变得廉价易得，因此也不再神秘而令人敬畏。
波斯曼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技术垄断时代，并将之与技术统治相区别。我想我们有必要反思：垄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垄断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凭借其控制的巨额资本，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通过协定、同盟、联合、参股等方法，操纵与控制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商品生产或流通，以获取高额利润，谓之垄断。其特点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把持和独占。而统治是建立在外在的强制力量基础上的控制方式。其特点是：权力和控制。如果说技术统治以一种强势力量对人类社会入侵，那么技术垄断则是这种入侵的完成状态，它成功地垄断了一切话语权。经济、文化、精神、法律、生活等等，这些原本构成了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要素，通通让位于技术。换句话说，技术重新组织并垄断了上述的一切，以它自己的方式。
而这一切，令我们迷惑而又无助。我们真的只能被动成为技术的附庸了吗？
我想，以上所有的焦虑，逃不开两个字：意义。
我们找不到关于自己的意义了。那种走向内心深处的灵魂触动，在漂浮的技术世界，我们似乎找不到了。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介绍了柏拉图的《斐得罗篇》中吕阿西斯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一场关于被爱者和施爱者的讨论。哪一种爱才是真正的爱？苏格拉底拒斥任何交流中不平等性，他期待两个灵魂互相缠绕、对等互惠，认为只有这种哲学之爱才是真正的爱。彼得斯将这种灵魂之间互惠互利的对话交流观与基督教中耶稣不分对象的撒播的交流观相比较，最终指出，苏格拉底式的灵魂的全然投入在大众传播时代是一个不可及的乌托邦。
这里，我想追问的是：意义究竟来自哪里？是内心的互通所达致的才是意义，还是某种程度的撒播和接受者才有意义？意义是来自我们自己，还是来自也许我们并不清楚了解的他者？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无论是他者即地狱，还是一切价值都源于人类，动物没有伦理，似乎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我们的焦虑。
波斯曼提供的方案是保持抗争的姿态，从教育开始，把现代化带来的断裂通过历史缝合，帮助下一代重新建立起与历史相通、与未来相通的使命感，在技术风行的时代，教会孩子们如何深入心灵哲学，与灵魂对话。
海德格尔的方案是，“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打破这种促逼和集置的解蔽自然的方式，转集置为产出（或创作），向艺术学习，把真实的东西“最纯洁地闪现出来，诗意的东西贯通一切艺术，贯通每一种对进入美之中的本质现身之物的解蔽。”简言之，改变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还原持存物为自然和我们。
彼得斯则指出，触摸和时间是我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又不能够复制和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唯一保证。正如奥德修斯通过伤疤、个人经历、不为外人所知的亲密去处等这些独一无二的事实，成功向妻子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而在这个传播变得低廉且无意义的时代，可触摸、可感知的时间依然能够帮助我们保留自身的存在和意义。
我们越看重技术，也许就越对技术悲观。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究竟如何，而是我们怎样才能适应这样一种新的方式， 怎样才能在与技术的相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意义。就像千百年前，刚刚走出蛮荒时代的人们，不知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于是我们发明了宗教，以求获得心灵的栖息之地。
现在也一样。
技术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他者。虽然由人类一手创造，但它已不再为我们所完全掌控，它全然像另一个独立存在的“人”或“物”影响着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而常常，我们只能通过这面“镜子”来认识自己。工具运用时代的我们固然安逸自得，却再难重现。
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技术的开始的源头仍旧是人类，无论它的外形多么多种多样、难以把控，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人类对于世界、对于大自然的解蔽方式。人类永远是技术的始作俑者。它的种种表现，俱是人类智慧和思维的外化。技术和人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对立的状态。虽然技术一旦生成，我们就无法改变技术的他者特性，但是我们却可以改变单一的“集置”的解蔽方式，重新获得自身活动意义，重新找回人与自然的联系。
所以，未来仍旧可期。
既然我们曾把意义赋予过遥远虚空中的上帝和神灵，那么，它必然也能够在充满金属光泽的技术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