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在欧美资本的大力扶持下，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拥有数以千计的工厂，上百万名工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最为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
在市内的繁华地带与大多数工业区，都有由欧美各国政府控制的“租界”，比如法租界和英租界，那里有特色的“巡捕”（类似于现在的刑警）维护社会治安，保证所在地区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1927年春，上海工人发动了80万人的总罢工，一度控制了这座城市，但遗憾的是，最终被中外统治者的力量打压下去。
1939年，由于世界经济一直严重萧条，上海工人要求普遍加薪、反对无名解雇的罢工，极速增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永安百货罢工和永安纺织三厂罢工。
此时的上海由土肥原机关牵头的情报组织幕后操控，成立了“对外特别委员会”，我们以中方特别代表的身份，乘坐军用飞机，跟随小田君来到上海。
一到上海，我们就来到了土肥原机关控制下的中文报社，来见一位重要人物，若想从上海去往宜昌，一定要得到他的帮助才行。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特高课上海分部的、土肥原机关控制下的时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大汉奸”汪东起。
说起与他的渊源，要从小时候说起。汪东起在顺城出生，是我儿时的玩伴，我们是发小。后来他跟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从上海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的《申报》做了一名编辑。
日军占领上海后，他继承了父母的生意，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出任了上海市商会会长，同年参与筹备土肥原机关，成为特高课为数不多的中国精英。
他一直兢兢业业为日本人做事，“汉奸”之名正好是他身份的最好掩护，其实他本人是“中统”成员，与“亲日派”何应钦将军私交甚好，何应钦将军将他介绍给老头子，老头子勉励他在上海好好做事。
通过何将军的引荐，他第一次见到了日本的冈村宁次大将。冈村宁次虽不喜欢土肥原贤二的为人，但却对汪东起十分欣赏，两人保持长时间的频繁往来。
日本战败后，汪东起恢复了“中统”身份，向老头子出具了大量土肥原贤二的反动证据，直接把土肥原送上了绞刑架。
成为上海滩除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等青帮老大在国民党的党羽之外，“中统”成员中，在上海最具权势的实力人物。
可惜他抗战胜利后，支持内战，大肆残害共产党员，走上与人民相背的反动之路，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我们来到报社，他没在。我们就在报社坐着等，不一会儿，一个身形挺拔、容貌俊朗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向我打招呼。
“东方哥，你怎么来了！”，我的突然到访令他十分欣喜。
“东起啊，好久不见。我等此来欲去往宜昌，望弟弟相助于兄，他日若有机会，定当报答”，我恳切地说。
“东方哥，你放心，这事我给你办了。你们中午还没吃饭吧，走，我们一起到上海大饭店，我为兄长接风！”，他回答道。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东起，请！”，我回应道。
汪东起派出了两辆加长汽车，带领我们10人前往上海大酒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多年后我在台湾听说了他在上海被执行枪决的消息。
【无戒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