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几年前开始阅读晋商相关资料后，就更加激发了一探晋商发展之究竟的欲望。几年前曾写了一篇《晋商票号成败之管窥》的学习文章，当时过分关注了票号发展之败因。却忽略了，票号崛起之内因。也就是今天想要讨论的议题，明清金融机构之发展格局和利弊。
现在人们都知道，目前的金融类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为监管机构，比如银监会、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等等；另一种就是当铺、钱庄、银号、印局、账局、票号（现在的银行、保险业、借贷公司等等）。当然从历史中看下来，前一类的监管机构要远远晚于后一类。而后一类中，典当行出现最早。明代又出现了钱庄，到了明末清初，由先后创造了印局、账局、票号等机构。但是因为当时金融机构发展，实在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需，应运而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国家的金融改革也无法及时的诞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同乡会等等的民间自发的行业秩序监管机构，这是后话。
在发展之初，典当业是首先出现的激发民间经济活力的金融机构。因为历史悠久，还称之为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抵当所等不同的称呼。按照资本数量和经营规模，典当业大体可以分为典、当、质、押四种。典库的规模最大，资本最大，期限最长，利息最轻；当铺次之；质店又次之；押店最小，资本最少，期限最短，利息最高。但其主要特点就是是小额抵押消费信用机构。典当业据资料显示，产生不晚于南北朝，但发展不快。明清时期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末清初，晋商的典当业已占了全国的一半。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全国有当铺7695家，其中山西省有1281家，占16.6%；1724年(清雍正二年)全国有当铺9904家，其中山西省有2602家，占26.2%；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全国有当铺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占28.6%。清末著名的银行家李宏龄说：“凡是中国的典当业，大半是山西人经理。”19世纪50年代，在北京有当铺159家，其中山西人开办的当铺有109家，占68.55%。咸丰中期，介休冀家一家所开当铺，仅有铺名可考者就有增盛当、广盛当、悦盛当、钟盛当、益盛当、恒盛当、文盛当、永盛当、星盛当、仁盛当、世盛当、鼎顺当、永顺当等13家，大部分设在湖北樊城、襄阳、河北大名以及北京等地，相传有几十家之多。
钱庄和银号作为以钱易钱的生意，产生于明代。比如在明清时，社会上通行的四种钱币是铜钱、银块、银票和钱钞。小额交易用铜钱，大额交易用银块、银票和钱钞。在市场流通中，继续要解决各个币种之间的兑换，以方便交易。在这类型的金融机构没有出现之前，大都是由一些大商家和街边的小摊承担这个机构的职责，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日久则生变，后来就发展成了可以替客户保存暂时不用的钱币，或者临时借贷，慢慢就产生了钱庄和银号。后来就逐步解决了区域内部生意往来交易之不便，并且“可携之二三百里之外”，这样就大大的方便了商业流通上最大的问题。只是也有不少“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类似于今天的支票）尽成废纸”。据史料记载，在明嘉靖年间，民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违者入狱。导致一些当时私下汇兑的店铺结盟，关门闭市，导致物价上涨。后来朝廷再次下令设立钱铺，这大概是法定之开始。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从武夷山贩茶到恰克图，回来在平遥广盛苑票号与大掌柜曾有一段对话。乔致庸问，既然如此方便，何不称之为“钱庄”，为什么用票号之名？大掌柜答曰，钱庄太过招摇。其实，这实在有误导之嫌。首先不说票号和钱庄的差别，单就是“银号”和“钱庄”，虽是同一性质，但南北方称呼也不同。在钱庄经营中，晋商、徽商、浙商、苏商最多，但其余三位大都蛰伏在上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直至外资银行进入后，上海当地钱庄，一面向晋商票号融资，一面又向外资银行融资。如此就迅速的在当地形成了钱庄、票号、外资银行三足鼎立之金融格局，随之发展成了影响到民国政府的江浙财团。
印局和账局，都是小额信用贷款的机构，但二者略有不同。前者主要的客户是城市贫民和商人，后者主要是官吏和商人。但在发展中，账局越来越倾向于钱庄的形态，大概是其客户结构的不同，造就了不良贷款的减少和盈利的上升，资本逐渐雄厚。山西名人，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祁寯藻曾上书“窃闻京城内外，现有山西等省民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钱用文。”。李遂在他的《晋游日记》中写道：“遇选人借债者，必先讲扣头，如九扣，名曰一千，实九百也，以缺乏之远近，定扣头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复加月利三分。以母权子，三月后子又生子也。滚利垒算，以数百金，未几累积至盈万。”当然，印局的扣头和利息更高，主要源自于其客户的信用等级较差。据现有史料记载，账局注册共计92家。但从现有史料中只可看到52家，按股东籍贯划分，山西占34家，直隶4家，顺天府8家，山东2家，浙江2家，奉天2家。总经理按籍贯分，山西占49家，直隶2家，山东1家。其中92家分号在京设置。注册资本万两以上有79家。
票号，一般认为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产生于清道光初年。它集上述机构功能之全，并开发了长途汇兑业务。通过比对上述几个类别的金融机构，就可发现其各有长短。比如票庄的存款以官款为大宗，放款只借给钱庄、官吏以及殷实商家。钱庄存放款，则以一般商人为对象。钱庄做贴现、兑换、买卖金银，交换票据等，票庄均不是主营。票庄之闲款存于钱庄，利率极低。钱庄仰仗票庄之存款放贷，两者互补！史料也记载“当金融无甚涨落，而基本金需用不急之际，每移借于地方银行”票号集众家之长，避众家之短：一、在客户的选择上，晋商票号侧重于信用等级良好的客户。如：官吏、商家等；二、在规则的设置上，将晋商商号大盛魁首创的“标期制”引入。何为标期制？就是一年一结，一年四标期，春标开夏标。以此类推，决定此标至下标归款期内满加利率。如不能在规定标期内处理好往来商户的债务关系，叫做“顶标”。各商户就在自己的黑名单中记录，并周知各相与（就是合作伙伴）商户，终身难改。三、每一个大型票号的股东，大多同时兼任着，其他票号或商号的股东。可以互通有无，确保其安全性。四、因晋商实行股东与掌柜分离制度，又各省之会馆林立。更增加了商号的信息保证和经营之安全性。但正是票号基于安全性的考虑，选择大客户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有资料显示，晋商票号的大部分盈利，是来自于汇兑官饷。
我曾统计1862—1893共三十二年，有史料可查的晋商共计汇兑税银约84107520两。其中，晋商票号垫付资金大省分别为：广东省为6149261两；粤海关为6165896两；福建省为2767645两；闽海关为775600两。共计垫付资金17186885两，占总计税额比为20.43%。据史料载，在太平天国运动年间，有汇率是4%！
如此巨大的利益，朝廷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在1905年朝廷设置了户部银行，旨在监管金融市场，推行纸币，以济财政。户部银行就取代了晋商票号汇兑官饷的生意，加之因战争与外资银行的积压，晋商票号逐渐没落，各地钱庄、银号也随之垮塌。代表了曾经辉煌一时的明清金融之衰退，却不是因为新业态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