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解中西文化 走进圣贤心法】
禅解《易经·系辞传》
《易经》，非常平实、非常实际、非常实用。明白地“挂”在我们面前，“挂”在天地之间。《易传·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谓“天尊地卑”，贵贱吉凶只是符号，中性的。高处高平，低处低平，非上下等级之分别。《易经》以其变易、不易、简易的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也是中国智慧的一种展示。
中国古代先民作《易》的目的，就在于仿效天道、地道以辅助人事；而人事的成就可以赞化天地之道。即《易传》所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最终辅助于民。《易传·系辞上》说：“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文明之肇始。
《易传》明确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说：“易以道阴阳。”把阴阳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易道”变化的根本规律；并以此来贯通易数、易象、易理、易占，促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飞跃；也标志着《周易》独特的理论模式和完整思想体系的完成。
一部《周易》，从经到传，短短六千余言；从原典到诸说，汇集了三千多册的各家讲解，几乎调动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思想家的才智。
《易经》加上《十翼》成为《周易》。
《周易》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体系和奥妙的理论基础。
《十翼》的成书广泛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名、兵、阴阳等各家的思想精华。《十翼》别于《易经》，又叫《易传》。
《易》有四象，即理、象、术、占。象，在天成象，在地为卦。天地日月山川鸟兽风雨都是象。术，不是一般的术，术者，是一个定位，叫术。占，最重要。易经本来就是朴实的。什么叫占？与大脑有关，与禅有关。占即是用大脑思维，是脑能开发。
《周易》创造的一套象数符号系统，直接为辩证类推提供了简易有效的思维模式。《周易》象数符号运演系统把数、象、理、占(类推)和谐统一起来，表现出华夏先民的高度智慧。它使中国的古代文明创造获得了更富活力与生命力的思维工具。
《易经》最可贵的精神，是用。
《易经》讲究实，当其实，当其用。必须有用，必须中用，中庸之道。必须中，也就是趋吉避凶。《易经》最根本的东西，易经之道，就是利益厚生。化繁为简，禅的妙用。一简知天下。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易是不易，简易变易，也就是佛家的戒定慧，中国文化讲的智仁勇，真善美。体相用是不能分的。于无声处听惊雷，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无规矩处处有规矩。《易经》是广泛的东西，不可以被规范。
《易经》的用体现在哪里？知其位。要知时知位。心中有大志，做好日常小事。变动不居，周流六时，做好当下。
《易经·系辞传》：“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孔子所以特别注重《易经》，就是为了以道治天下。正因为是道，他才被尊之为群经之首，万法之原，一直被当成不朽的圣典，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传之弥久。
《易经·系辞传》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怎样达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何为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唐朝宰相虞世南曾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明代大臣张居正在《答胡剑西太史》一信中谈到自己读杨诚斋《易传》的切身感受。他认为“小而一己起居言动之微”，“大而天下家国经纶之大”，无不能从《周易》的智慧中得到启示，进而赞叹易理：“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
张居正说：“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
医学家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易同源”。
黑格尔称:“《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他的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得自《易经》的启发。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组阁原则是：“不知《易》者，不得入阁。”
钱学森称《易经》为“科学的经典”。
近现代有很多受易理启示而获得诺贝尔奖者：
德国汉森堡，其论文是《测不准原理》。
丹麦的玻尔教授，其论文是《相生相克原理》，他被授予爵士徽章，在选择徽章标志时他选用了《易经》太极图。
杨振宁、李政道的论文《不对等定律》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自称这个发现得益于《易经》的启示。
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发现，八卦与数学中的八阶矩阵有关，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64个自然数完整的二进制数形。他提出的二进制运算法则，促进了计算机的产生。
从60年代至今，世界上重大科研成果共有14项，其中12项源于《易经》原理，如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几何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地球经济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论等。
荣格说：“谈到世界上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相传六千年之久，亘古常新，依然具有价值，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掌握易道当能启发智慧，开通思想，当能通权达变，决断疑虑，引导实践走向成功。
《系辞下传》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点(穷)，就必须变化，有变化才能通达，通达之后才能得以长久发展。
又如《序卦传》所说：“泰者，通也。物不可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剥者，剥也。物不可终剥。”
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
《系辞下传·第十章》说：“《易》之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天地人，三才统一，和谐一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整体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从整体、宏观上考察人间自然(天地)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制约的辩证法则。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统一则人类社会当可保富康强，兴盛繁荣。
人应该发挥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参与天地之化育，“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识并利用自然规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促成万物的发展。即《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相宜的思想。
正如《荀子》所说：“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变，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周易》是古代社会人们探讨如何进行正确决策管理的书。成功的管理，就是准确地预测未来，科学地进行决策，严密地组织计划，有效地监督实施，创造优势的企业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潜力，争取最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系辞传》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所以易学管理观念，既重视环境、时间、条件、事变等各方面的形势，也同样要求人们具备反身修德的内养功用。
《系辞传》具体探讨了由冲突转化为和谐的各种调整方略，从而形成了以“和”为最高的决策管理理论。
《论语》中所说：“礼之用，和为贵”。
《乾文言传》言“利物足以合义”。利，本身是中性的，它既可以成为“乱之始”，也可以成为价值理想杠杆的支点。
《易传》昭示人们：义利是不二的，是不可分割的，如阴与阳一样，是相生互补的。强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以防止人类毫无节制地追逐个人私利而危害人类价值理想(公利和义)。
《易传》一面强调“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突出价值原则的主要地位；一面肯定“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的客观现实；通过利益机制，化冲突为和谐，变无序为有序，将人们引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价值理想，安和乐利。
《周易》辩证的天人关系观对于化解西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而促成生态、世态、心态的三态平衡，推进破坏性的传统工业文明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化，具有不容忽视和低估的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
《周易》的确是世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智慧工程，是华夏民族对世界人类思想发展作出的一次杰出贡献。
正如爱因斯坦在作东西方文明比较之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米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英国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思想。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易经·系辞传》是孔夫子的思想。“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其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解释神明，也就是多用点大脑，开发大脑。《易经》，易知易解，回归到我们的精神内蕴，没有历史的文明积淀，不可能有现代化。文明的传承，就是要用于当代，利益当代，造福人类。
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参悟《易经·系辞传》，如何得到其人文涵养？如何进一步得到更大的智慧启迪？就是除一切必备的努力因素之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发利人的大愿！（一葉 2019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