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办公室杨姐就问我，身上有现金了吗？我说有。她焦急的说快借我一百。我纳闷这都什么时代了，不能扫一扫。她说你不知道吗？我摇摇头。她转头扫荡一眼周围悄声对我说：“经理她爸爸得癌症了，公司现在组织捐钱。”我脑海里快速想到廋弱的经理趴在病床边照顾憔悴的父亲，我叹口气想捐钱也是好事，经理一个女人家，带两个孩子，老公也没有个正经工作。杨姐问你准备捐多少？我说最少不得一百。她回了句真有钱便转身去找其他人商量捐多少钱合适。我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千，在这座一线城市里，能吃饱饭已实属不易。有几个同事听闻我有现金来找我借钱，他们商量着捐多少钱合适，其中比我早来公司三个月的小慧绷着脸，我说：“小慧，又被领导骂了？”她瞅我一眼说：“现在还有道德捆绑！”我笑问：“哟，谁敢捆绑你呀！”小慧嘟着嘴说：“公司啊，弄什么捐款。我根本就不是自愿的。”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刚入职的时候跟着经理工作，经理虽说平时严苛，但对工作和员工都是得到外界一致高评的。小慧向我凑来委屈巴巴的说：“安慰我两句，这钱捐的我难受。”我想起小学和汶川地震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捐钱，老师那时候工资也就几百，也都捐了三百。我们这些学生也就捐二十，五十。我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就想如果有一天你需要帮助，有你帮你度过难关你会不会感动？”她还是哼了几下了，问我借了二十块钱转身向其他同事抱怨。看着噪杂的办公室，我去了茶水间，接了杯热水看向窗外，看到楼下有几个人拉着横幅不断矫正位置，横幅下面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红色的箱子。我看着箱子陷入了沉思，突然杯子被碰了一下，热水撒出来烫红了手，看着阿斌嬉皮笑脸的样子我就来气，大喉道“皮是不是又痒了，欠揍！”阿斌面不改色又准备碰我杯子，被我躲过去了。他自讨没趣就和我站着看向窗外。阿斌在公司待了两年，在我刚进公司时帮过不少忙，他性格幽默我俩经常互损，记得有一次他说不过我还跑去经理面前告状，说我欺负他，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你准备给经理捐多少？”
我正准备回答，他打断说：“杨姐她们那些中层管理人员捐一百，像我们这种基层的小喽啰如果捐的多你让杨姐她们怎么想，小慧和我都商量过了捐二十就行，这次捐款公司没有通知经理，不过是公司借机宣传，你真以为公司在乎员工家里的事？”我注视着窗外的景象心里乱糟糟的。对啊，我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万八千的我拿出来困难。可是已经成年已经进入社会工作，捐款二十块钱。对于我来说是一顿饭钱，能帮上经理的吗？我所不解的是明明可以多帮点，为什么大家硬生生拒绝！下午两点，领导陆陆续续到齐，副总召集大家成行站在捐款箱前，拿着话筒开始讲话，摄影师在一旁拍照，在领导捐钱的时候更是动作加快，360度无死角拍摄。我看着面前秃头的副总，胃里就开始翻腾想呕吐。
总共筹到多少钱我不知道，经理父亲的病情也未听大家说起。很长时间没在茶水间碰见过阿斌，问起同事才听说家里有事就急辞回去了。微信上联系他，他说没回家不过是换了份工作，简单聊了几句也就各自忙了。
这是我毕业的第五个月，循规蹈矩的工作，每天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等固定的公交车，身旁等车的陌生人们面孔也都熟悉。爷爷打电话说家乡下雪了，让我在大城市穿厚点。我满口答应说没有露脚踝，围巾也早早戴着。挂掉电话我裹紧风衣，鼻子冻的酸痛不敢深呼吸。公交车到站大家拥挤着上车，运气好抢到一个座位，垂着头无聊的翻着朋友圈突然看到阿斌发了一条水滴筹。以为他有事瞒着点开一看原来是经理的父亲，病情似乎不太理想。看来经理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借助网络吧。往下翻屏幕显示阿斌捐了两千元。我愣着看了一遍又一遍，那种全身迅速升温的感觉久违到让自己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