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称小老二，真名华琼，华家次女，七零后，在刚实行土改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村，我的到来带给父母的是失望。
我虽叫老二，可是我一点都不二。我的童年是在父母的吵架声中度过的。年幼的我把他们的争吵归结为我不听话的后果，所以从小我就非常懂事，甚至有点少年老成，我想用懂事平息家里的战火，用老成掩饰以生具来的自卑和不安。
我之后父母终于有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儿子大强，三年之后，父母又冒着超生的风险，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小贵，所以我有两个弟弟。
父亲在村公所从文书做到支书，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父亲曾亲自推荐过堂舅参加高考，堂舅最终考取走出农门，成了全村的骄傲和羡慕的对象。出身贫农，成家时家徒四壁，白手起家的父母，希望我们能通过读书走出农门，成为像大舅那样的人，他们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拉钱月债，硬是咬着牙把我们小姐弟三个送进了大学的校门。这是父母此生最大的骄傲。
姐毕业于职业高中，中西医专业，嫁在邻村，凭着一技之长，在村卫生所当医生。
由于学习社工专业，我在就业时吃尽了苦头，在大城市连推荐表都递不出去，为了摆脱家庭困境，本着稳定原则，我在离家四五百里的外县他乡谋得一份教书先生的工作，每个月六百块左右的工资。大强则因为市场营销专业吃香，在省城一家制药厂签了合同，工资接近两千，年终还有奖金。
小贵成绩一直不错，数理化比我们当年还好，我们毕业时他正念高中，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和大强分工合作，由他负责小贵每学年高昂的学费，我负责小贵每月的生活费，每个月六百多的工资，他用一半我用一半。
五年后小贵毕业。我也还清了助学贷款。
小贵毕业后同样留在省城一家网络工程公司，工资三千多。一年后，大强和我同年成家。婚后我们像大多数寒门弟子一样，不由自主成了房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小弟也在毕业两年后成了家，很快也成了房奴。
我们姐弟四个除了姐大丽性格开朗，我们小三个一色的性格木纳。我的教育生涯八年后才走入正轨，而刚开始深受重用做销售的大强则慢慢地变得业绩平平，做工程的小贵则在同事都几乎跳槽以后还一直呆在那个小公司毫无发展。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我们的大学文凭慢慢退去光环，我们的日子慢慢显现出跟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同村孩子不相上下，甚至还不如他们中一些脑子灵活的早早辍学打工创业的我们曾经的同学。这成了父母心里不可言说了痛。
记得父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辅出过三个大学生，我不如哪个？母亲也曾跟我谈心说起，一想到养了我们四个听话的孩子，心里就很满足。
可自从我们毕业后，自从我们成家后，自从我们也为人父母后，父母脸上的笑容少了。一生不甘人后的父亲常常会叹冷气，脸上有不易察觉的无奈。母亲也常叨叨说算命的说了，我就是外名好，其实我过的什么日子，哪个认得！言语中无限辛酸。他们常常会因为提起我们儿时的什么事而拌嘴，为提起我们的婚姻而互相抱怨，而最终都会边拿起粗头家什走向地里，一边以一句一切都是命啊而结束他们的争吵。
而这一切，两个弟弟是看不到的。他们几乎逢年过节才回家。中国的传统节日，是必须一团和气的，在一家人难得的团聚的日子里，生活中的不快必须隐藏起来，农活必须搁置起来，就算弟弟们并不算衣锦还乡，但不管哪家回来，或者两家一起回来，（但那样的时候几乎没有过）父亲总会早早安排母亲要么杀鸡，要么去街边王家提羊肉。
然后到了吃饭时间，父亲带着他的儿子喝着小酒，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气氛和乐融融。母亲总是忙前忙后，不停地给她的儿媳和孙子夹菜，不停地忙着添菜添饭，把吃冷了的菜端回厨房去热，然后又劝他们趁热喝碗汤，说汤有营养。她常常忘了她自己也很久没有好好吃过油荤，打过牙祭，平时也并没有大鱼大肉，当她终于坐下来好好吃饭的时候，肉几乎没有了，菜也几乎又凉了。
两三天，或者三五天后，又到了弟弟们返回城里的时间，父母总是翻出早早藏好的家乡特产或者弟弟们爱吃的东西，火腿，猪油，油渣，洋芋皮，干酸菜，或者豆腐肠，甚至干核桃，或者干红豆，总之只要能带，巴不得把家里能带的东西都翻出来塞满他们的旅行箱，然后依依不舍地把他们送走。
而我假期正长，最先回家的我，最后离家的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也有更多的机会看到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和父母藏起来的痛。
我曾经急过，恼过，在他们走后父母又忙着干地里的活而跟他们发过火，可我也慢慢明白父母的心，也终因无能为力而变得麻木。我只能力所能及地在回家时买点衣服礼品，聊表孝心；在能陪父母的假期里跟他们一起做农活，在回家后隔三差五去个电话，问问冷暖，报个平安。
要是这样的日子一直继续下去，平平淡淡，全家安康，也没什么不好，平常人的生活，不也都如此吗？可是生活哪有什么波澜不惊？就是一池春风，也会被风吹皱。
今年春节离开父母回家后，我心里老不踏实，为春节期间发生过的事、和感觉还会发生什么事而隐隐担忧。我间天给父母打电话，问他们身体给好，在忙什么，偷偷问母亲父亲有没有愁眉苦脸，悄悄问父亲母亲有没有唉声叹气，有时候打去父母正在忙，听我问来问去就那几句，也没什么要紧事，母亲言语间就有些烦了，能怎么样？还不是老样子！一天该干嘛干嘛！再怎么样么给是不吃不做了？就是你爸爸老说累，做什么拖身怕动的，感觉身体不如往年了；父亲说你小老二也别时时挂着打电话给我们，干好你的本质工作，管好家庭和孩子，我们不要你天天挂着，语气中似乎有些怨气。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既为父母的辛苦，又为那言语间隐约的冷淡，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我只能觍着脸劝他们慢慢种，一天能做多少是多少，不要赶。可说来说去就是纸上谈兵那两句，我也觉得我的电话有点多余，一者有时候打去他们正在忙着做活，二者兴许他们等的不是我的电话。
既如此，那我就少打电话吧！
由以前的一周两三个，变成两周一个，或一月一个，就是不打电话，我也知道他们依然很忙，他们肯定心情不好，他们还会时常早出晚归，他们还是会随便因为什么而吵架，他们必须日复一日辛苦，必须坚强地面对苦逼的生活，他们更需要发泄。我唯独不知道，七十二三的父亲，母亲所说的拖身怕动的父亲，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在一天天垮下去。
直到有一天天快亮时，我在梦里听到父亲一声很痛苦的喊叫，然后朦胧中模模糊糊看到姐夫站在前面，旁边有两三人要扶父亲让姐夫背起来，似乎是要背父亲去看病……
我立刻打电话回去，母亲说梦是反着的，父亲没有哪里不好，就是胃口不好，那几天饭量有点少。
好吧！很多时候梦的确是反着的；胃口不好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过了两三天，就在中考监考就要结束的头一天晚上，监考完后我打开手机，看到姐在手足群里发消息，说她来家跟父母吃饭，见父亲脸色不好，饭又吃的少，她带去镇医院抽血化验，化验结果有一项，叫血肌酐，指标有点高。还发了抽血化验单，我放大了一看，三百多的肌酐，我也不懂那意味着什么，他们聊天已结束，我跟着打电话过去，姐说这个指标高了反正不咋个好，有可能在镇医院查的不准，明天带去县医院查了再说。
但愿是查错了。
中考监考还未结束，还有八年级两场，我毫不犹豫请了假，虽然领导很不高兴，但我用我的远嫁说服了他，让他觉得此时此刻我回家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早上我想方设法安慰着自己监考完英语那一科后，联系了一个朋友，请他直接送我回老家。
三百多公里的路，我心里猜想了各种可能，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朋友聊着天，到晚饭时分，终于与父亲和姐姐在县医院汇合。
做了各种检查，所有的指标都指向那个最坏的结果：肾损伤！
我的侥幸心理被毫不留情地击碎。麻烦的是，由于父亲前列腺有增生，在县医院医生没有办法插管，我联系了地区医院的同学，请表姐夫送我们连夜赶到地区医院，在地区医院住了两个星期的院后，医生建议我们出院。
出院时主治医生建议我们做个膀胱造瘘，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医生和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个建议这么抵抗，问急了他私下里跟我说，老家有个老人，就是来看病后整个尿袋挂着回去，没多久就走了。而另一个没有挂尿袋的倒活了好多年，现在都还健在。我对这个病并没有什么过多的了解，医生也不是一个好脾气有耐心的医生，她看父亲固执，也没多做工作，就同意我们出了院。姐姐和两个弟弟在电话里听了医生的建议和父亲的意见，就说父亲不同意就由他吧，先给父亲办出院。
回家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再次解不出小便，吃饭无味，恶心想吐。
出院后我在家照顾了父亲一个星期，跟母亲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返回我的他乡补课，在我补课刚好结束那天，母亲来电话，说了父亲的症状，我又跟姐商量，为了节约时间，她把父亲送到县城，我赶来县城遇她，然后直接送父亲去地区医院。两个弟弟在省城上班，请假不易，由于我还在假期，姐卫生所也走不开，所以只有我一个人送父亲再次入院。在做检查的过程中，一生刚硬的父亲，不习惯我挽着他的手臂，晃晃悠悠走在前边，我小心翼翼跟在后边。他已经步履蹒跚，几次飘悠着就要摔倒，急得我心都要跳出来。在我的坚持下，父亲终于同意我租轮椅。在去做核医学检查的路上，由于突然涌起的吐意，带动父亲差点从轮椅上窜起，差点把轮椅都掀翻，把在后面扶着轮椅的我吓得半死。我酸脚软手，一骨碌跪在轮椅边，半天才缓过气来，流着眼泪继续推着父亲往前走。
果不其然，最坏最坏的结果出来了，尿毒症！
母亲说前次出院回家，见医生给父亲开了那么多尿毒清，她就感觉不对劲了，没想到问题真有那么严重。
昏天暗地哭了一场，身体素质本来就不好的母亲，安排好家里的庄稼和鸡牲口，在我开学时，勇敢地来到并不熟悉的大城市，接过我手里的担子，尽心尽力地开始照顾父亲。
回到家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场，我强装笑脸走上我的三尺讲台。每逢周末，节假日，只要可以走开的时候，我都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只为能为母亲减轻一些负担，给父亲带去点新鲜感。
在省城做了人工血管之后，父亲开始进入规律透析，考虑到经济问题和居住环境，我们在地区医院旁边租了点单间，做好了长期透析的准备，在大城市安了家。
我跟父母说，一辈子辛辛苦苦，现在老天照顾你们好好闲一闲，你们就安安心心在这里住着。现在国家政策好，这个病报销比例高，就当国家照顾你们好好享受生活吧。医生说做着规律透析，有些人照样活十多年二十年呢。
父亲本性乐观，性情中还有几分豪气，在天气晴好的时候，他要我和母亲带着他去医院附近的景点或者公园走走看看；有时候我周末赶去，母亲还跟我抱怨说你爸爸精神好得很，一天一有精神就想到处走，有时候我都走不动了他还走不够。我说想走是好事，说明父亲身体状态好。
看着父亲开心的表情，和比刚入院时渐渐好转的脸色，我们都乐观地以为，这个病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