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感觉，一直是优美而神秘，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每次被那优美的旋律和悠长的意境吸引，想要进一步亲近，却总感觉不得其法，难以理解，却步不前，无法欣赏其间美妙。

偶然间得到一本书，叫《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神秘面纱，让我窥到了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门径。

作者白川静，1910年出生于日本福井县。他一生勤勉谦逊，痴迷于中国文学，研究室总是灯火通明到晚上11点。他曾说过：“学者80岁后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 他的研究横跨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和文学。他独创性地提出许多生动的见解，在日本汉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这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从《史记》到陶渊明，将中国古代文学逐一做了解析。在解析过程中，结合了政治背景，民俗方法，历史事件，解析了作品的来龙去脉、风格特点。这样的解析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们读春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如果不了解故事发生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你就会觉得书中人物的行为难以理解。 另外这本书定位是大众普及读物，语言浅显易懂。

1

作者独特的视角，让人对历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就拿讲述《史记》来说，首先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伯夷列传》为什么要位于列传首篇？

我们知道，《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两人都不想继承王位，就投奔德行高尚的周文王。但等他们到了以后，文王已经去世了，文王的儿子武王没有安葬父亲，用车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军去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拉着武王的马头谏阻，但武王不为所动，最终灭掉了纣王。伯夷、叔齐反对暴力革命，耻于归顺周王朝统治，就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山中。

伯夷、叔齐，守礼制，认为王位应当禅让，所以反对武王暴力革命，而不肯归顺。太史公对他们论赞有加。

古代圣王时代实行禅让制，而司马迁所处的现实是后宫干政，扰乱了大统，面对残酷的现实，他说“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认为传承天下是一件重要且困难的任务。

现实残酷，天道难以给人依靠。孔子七十名弟子中最贤德好学的颜回，由于贫苦而早逝，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盗跖，天天在屠杀无辜的人，割人肝，吃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却能够长寿而终。

想必司马迁想到了自己因李凌之祸而受腐刑的身世，于是在传记结尾，他对此质问，“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问天道是非，是在问失去天道依靠后的人类命运呐。

纵观《史记》一百三十篇，都是司马迁身为士，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所以腐刑后，他“发愤著书”，以警示后人。而伯夷、叔齐则集中体现了这一关注，所以位于列传首篇。

2

《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作者，结合民俗学，将中国文学讲述的头头是道。

比如诗歌，他说，“民众的感情表达，追求自由的表达方式来咏诵悲欢”，所以民众所具有的社会能量，促使文学向新的更自由的方式发展。

从《诗》的国风，到汉乐府，再到六朝民歌及近体诗，都有积极向上的意义。及至《古诗十九首》，长短句相间，格式变化多端，也更趋于白话，简单易懂，如“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做乐，当待何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而夜长，何不秉烛游”。

3

中国文学在两晋时出现了一个转折，从士人文学转向了山水田园。文学的形式与社会背景和个人的经历有很深的联系。三国时期的建安文学后，历史发展到两晋，经历了长久的军阀大混战，民不聊生，随着佛教的普及，新的精神风土应运而生，文学界出现了陶渊明、谢灵运两位大家。陶渊明，出身望族，曾两次出仕，但终归心不在仕途，后来便调任一个低微的地方官--彭泽令，然而一位年轻的都城使者到来，陶渊明却不愿折腰问候，“归去来兮”是他所作的决断。

“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将名利置之身后，便抛弃了士人的立场。汉魏以来，凭名节、慷慨而维持的士人生存之道，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士人们难以在现实之中追求理想，于是便寄情于山水田园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享受这样的生活，终日饮酒作诗，他的《桃花源记》描述了他心中的理想国。

田园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谢灵运则在山水之间寻求自己的世界。谢灵运好游山林，“挥手告乡曲，三载期旋归”，他渴望到处游览，耽溺于山水之间。

走近并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最难的就是创作背景的理解，很多内容散落于浩瀚的古籍之中，本来阅读古籍就有一定的难度，加之内容零散，更是难上加难。《中国古代文学：从<史记>到陶渊明》，解决的这个问题，它用通俗的语言，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串于历史长河之上，阐明创作者的经历和创作背景，这无疑是个降维攻击，极其有效地普及了中国古代文学，它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门，感谢这本书，真心希望这样的书多来一些。

本文作者为朝闻道写作社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