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汽车站坐车，由于刚下过小雨，感觉十分清爽，来到停车场已经有几个人散乱地站在候车区，我也跟过去站在了后面，整个停车场十分宁静，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候班车。没多久一辆空车缓缓开来，人群开始躁动起来，散乱的人们开始各自收拾行李，然后迅速向停车线的边沿聚拢，等车刚停稳门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就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往车门跟前凑，旁边的工作人员见状赶忙过来制止：
别挤了，小心车门开了撞到你！
这一声喊让躁动的人群安静了几秒，但车门刚打开，就有一位中年男子挤到车门口，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扶着背上的大包，抬头往车上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又看了一眼脚下，右脚随即踩在踏板上，“噌”一下就上了车。其他人也紧跟着往车门里挤，站在门口的检票员也被挤进了人群，这时他大声喊到：
别急，别挤，都有座位，这车有37个座位，这才几个人呀，别急，都有座！
语气中带有几分无奈，刚才那位工作人员也在旁边帮着劝导，人群又恢复了安静，往前挤的人也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完全停下，检票员又不得不重复了几句才作罢。我站在后面，看着人群安静了下来，先前焦急的心也随之平静了。
我竟有些佩服这位检票员，他每天要面对多少像我们这样拥挤不安的乘客，要重复多少遍那句本该不用说的话。是啊，检票员是尽职尽责的，可是我们这些乘客，为什么不能有秩序地排队，而是要这么拥挤？
曾经在天涯社区看过这样一条帖子：
多年前有位美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讥讽台湾大学的学生坐公交车没有排队意识，这让台大的学生感到了耻辱，便发起了自律行动，要求同学们上公交车坚决不挤，而是要排队。结果规规矩矩排队的学生们每次都坐不上公交车，所以问题最终没有解决，后来政府增加了公交车的班次，每趟公交车的间隔只有几分钟，而且车上都会有空位。于是台湾人出门坐公交车再也不争先恐后地拥挤，而是安安心心地排队。
最后作者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人类毕竟是经济人，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
是的，这似乎是一个道德问题，然而深入地思考，事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也就是说，像道德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只有在人们获得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才能被很好地落实。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就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自清末以来，中国人都一直生活在物质基础匮乏，甚至个体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环境中，礼节与荣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奢侈品，于是造就了国民的麻木不仁，才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气愤，弃医从文也就因此而起。
不过客观来讲，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开端1840年算起，中国人真正过上稳定的，没有普遍生存挑战，能够进行物质积累的生活，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不到40年的时间，即便这短短的40年，也差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夭折。
中国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依靠自己的后发优势，使得整个社会，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即使这样，相比于建立在几百年工业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中国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是认为自己的社会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日益丰富，人们满足自身物质需求更加容易，相应的道德水平也逐渐提升，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讲究“礼节”，有更多的精力去知晓“荣辱”。
当人们不再担心自己没有座位坐得时候，也就不会去为一个座位而去拥挤，即使有人因特殊原因偶尔插队，也会绅士般地进行礼让，这一切也许事关道德水平的高低，也许更事关物质资源是否丰富，分配是否公平。
但如今，不只排队坐车，“就近入学”似乎也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