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监狱帮教的社会工作者，除了协助监狱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帮扶服刑人员家属和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我见过27岁就已经坐牢12次的惯偷，也见过出狱后被寺庙收容的花臂大哥，笑眯眯的朝我双手合十说随喜赞叹。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服刑人员之后，我意识到监狱里的犯人其实也分三六九等。顶层的是学历高有文化的人，他们可能进行职务犯罪或者经济犯罪。这些人在监狱里最沉默最疏离，也是狱警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他们入狱前后的落差巨大，想不开轻生的几率也最高。我见过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前任银行行长，说他的孩子恨他，自从他入狱之后，子女的每一封信都极尽的讽刺和咒骂。也曾见过一位曾在政府担任要职的经济罪犯，祖上还是老红军，入狱之后，他便再也不愿和家人联系，交谈时，他小心翼翼的问我能不能替他给家里打个电话？

在鄙视链第二层的是暴力犯罪的，这类人往往文化程度不高，在狱中也依旧飞扬跋扈，喜欢炫耀自己曾经的暴力行径。说实话，强奸犯并不会像美剧里演的那样受到所有人的鄙视。相反的，其他犯人还会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你没有把人服务好，所以才被告了？

监狱仿佛就是一个极端浓缩的男权社会，募强崇拜权力和暴力，物化女性，大奸大恶的人在里面受到敬畏，反而是小偷小摸的人会处在鄙视链的底端，就好像是你怎么才这么点能耐。

还有一类犯人是老年犯，他们的故事是我不愿意最不忍心去了解的。我接触过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是一名退休教师，他的儿子40多岁，依旧在家啃老，还欠下了高额的网贷，她为了维持生计，不得已只能去偷盗。

每次听到这种故事，我都会深刻的理解什么叫生活所迫。也许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

犯人在监狱里呆久了，性格就会发生畸变，逐渐形成一种监狱人格，除了屈从、卑微、敏感的一面之外。监狱人格的另一个面相就是极端的自负。

我见过很多服刑人员，他们因为和社会脱节太久，信息闭塞而逐渐变得异想天开好高骛远。

比如初中学历的犯人拉着我们大谈出去之后准备如何投资风口进行创业，年入百万。

还有一位刑期15年的出狱人员，安排他去一家服装厂的流水线工作，工资是一个月5000元左右，他却一本正经的跟我们说，一个月5000根本不够我花，至少得月入过万，你们想想办法，我要当车间的领导。

我到底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帮他们有用吗？服刑人员中有很多都是因为社会化程度太低，法律意识淡薄才会犯罪。入狱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一种惩罚，更是一种教化。在监狱接受了提高社会化程度的培训之后，需要真正走入社会，检验教学的成果。我们在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在出狱之后尽快适应当下的生活，摆脱入狱前的那些错误的认知行为模式，这才是完成犯罪行为矫正的最后一步。

当然，我们在选择帮扶对象的时候也会有所甄别，遇到顽固不化的也不会浪费时间。

涉赌和涉毒是我们最不愿接触的两类人。我见过吸毒的人从17岁开始到现在45岁，不间断的反复入狱。还有开设赌场的人，每次出狱之后就换个地方接着干。赌和毒一旦接触就不可能完全戒掉，有些已经完全放弃改造的人，甚至会在刑满释放之后期待再次入狱。

有一个在火车站偷窃的惯犯，前后已经坐牢六七次了，他曾大言不惭的跟我说，觉得坐牢挺好的，刑满释放就当是放放风，在外面转一圈，等到天冷了再回来坐牢。监狱里会发冬衣，吃得香睡得暖，没什么不好，坐牢被他说的如同度假一样轻易。

我曾参与过一个司法类公益项目，是充当少年犯的监护人，因为未成年罪犯在被警方提审时需要监护人的陪同，正是这群少年犯让我见识到了人性中纯粹的恶。

我曾经做过一名15岁男孩的司法陪护，他的罪名是带头轮奸了一个比他年纪更小的女孩。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会对女孩带来多大的伤害时，他头也不抬的反问我，是不爽吗？是我没让她满足吗？

那些暴力犯罪的少年们面对我们时大多态度恶劣，毫无悔意，唯独讲起他们的犯罪经过时，细致入微，滔滔不绝，甚至热血沸腾，个个都觉得自己是港片里的古惑仔。我从他们兴奋的目光背后看到了一种杀人只为练练胆的无知的残忍。

除了监狱里的犯人，监狱外的服刑人员家属其实也是需要帮助的群体。因为往往一个家庭中只要有人犯罪入狱，社会就会用教导无方的罪名绑架服刑人员的父母、长辈，又以血脉相承的逻辑打压着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在被迫承受着异样眼光的同时，还要对抗无尽的自我怀疑和深深的羞耻。

也因为如此，在接触服刑人员家属的过程中，我听过的谎话不计其数。最常见的就是在走访时，家属会因为羞于承认而谎报家人罪行，比如把贩毒说成肇事逃逸，把轮奸说成喝酒打架，就是害怕我们在听了那些罪名之后转头就走。

其实这些谎话都很容易拆穿，我们只是不愿去破坏那脆弱的体面，但拿我们的善良当枪使的人也不是个例。我走访过一个奶奶，他的儿子因为诈骗进了监狱，他一个人带着孙子生活，她住着自己名下三万一平的公寓，却谎称这是他租的房。沟通时话里话外都在暗示我们给他捐款。我们走后，她竟然还以我们的名义去要挟居委会给她家更多的福利和关注。

还有的人一次走访后就赖上我。有一位服刑人员的妻子在接受了我们机构的一次捐款之后，依旧以各种理由问我要钱。甚至有一次，她直接站在菜场的摊位前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转买菜的钱。

遇到这样的人，确实令人愤怒又心寒，但依旧有更多的家庭是值得我们去帮助的。

最开始接触那些服刑人员子女时，看他们生活条件困难，主要是为他们捐赠物资。后来我遇到一个男孩，他因为父亲入狱而遭受校园霸凌，我见到他时，他被同学打到鼻梁骨折，整个鼻子歪向一边。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因为羞于启齿家里的情况，一直瞒着没有报警。那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比起经济援助，司法方面的援助才是服刑人员家庭更需要的。

很多家庭在家人犯罪入狱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躲起来，因为害怕周围人的闲言碎语。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在亲人出事后的很长时间都处于一种应激的状态，焦虑、敏感、高度紧张。

之前有一位父亲跟我说，自从他的儿子进去之后，他每次出席社交聚会都会压力很大，别人寒暄时问一句你儿子最近在干嘛都会让他草木皆兵。那位父亲曾经是一名立过很多功的军人，退役之后也有体面的工作和社会地位，却因为儿子涉毒入狱，顶不住心理压力，和妻子搬家、换手机号，躲着不见任何人。

曾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只有英雄的子女才值得帮助，罪犯的子女谁管他们的死活？

但在我看来，他们只是一群不得不自我流放的离群索居的人，他们向外界发出的求助信号往往比常人更加微弱，所以更需要有人来做这些信号的放大器和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