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寒潮突然提前到来，尤其是杭州几家媒体的渲染，着实让大家吃惊一阵，但连阴雨了几天，寒潮一来变成了秋日杲杲的晴天，心里暗喜的同时，对这场寒潮多少有点鄙视。因为，从小生长于杭州的我，见过杭州更多寒冷的冬天。

爆冷是吴语区的一个方言词语（我不清楚其他方言区有没有这个词），因为词典上找不到，最早是听我外婆这样说，后来也多次听别人说过。其实，爆本来就有突然的意思，与冷组词，意思也很明白，是突然降温。小时候深秋进入严冬时，我外婆总会说这个词。记忆中，童年时杭州的冬天实在太冷，而屋内又没有取暖设备，我外婆给我们的保暖措施，就是让我们继续留在被窝里，她烧好早饭，拿到床头让我们吃，吃完后继续躲在被窝里，等到近中午气温升高，我们才起床。

这当然是入学前的特殊享受，等到进入小学后，再冷的天，也必须按时起床，穿上棉衣，抖抖索索地走过肖公桥，进入秋涛路小学。学校的教室内与室外气温相差无几，太阳升起来，也不会晒到教室里。听课时手还能捂在衣袋或者袖洞里，如果要做作业，手就得暴露在冷空气里，时不时能听到同学对着手哈气的声音。回家做作业，屋里的温度也不高。看着我怕冷的囧样，我外婆就会念叨我外公当年练毛笔字的情景：老任（我外公姓任，绍兴话却念成“宁”）字写得勿好，俺爹总是说（批评）他。后来他发兴练字，到了冬天，天气滴水滴冻，砚台也会结冰，老任就用黄酒磨墨，坚持练字。我外公在我妈妈结婚前就去世了，他是读书人，我外婆称为“文长”，大概是绍兴话文人的意思。当年我外公在杭州高义泰做账房，我外婆留在绍兴夫家。一直到外婆24岁，还未生育，公婆就命她到杭州我外公身边，夫妻相聚，我妈和她的姐妹和弟弟，都是在外婆来杭州后出生的。当年对账房的要求，除了会算账，还要求字写得好。一般账房先生做的账本，小楷应该很有水平，所以我估计我外公能写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可惜无缘眼见。我虽然没有见过我外公，好在我外婆常常会在我们面前提到他，对他的为人品行隐约能知。

杭州冬天的寒冷，从我的童年一直到青年时期，都是现在不能比拟的。小时候留在我印象中的冬天，屋檐下总是垂挂着冰柱，门口的泥路在一场大雪后，常常是夜晚结冰，白天化冻，所以这路一到冬天就不经用。我当时的愿望，就是我家附近的泥路都能改成水泥路，这个愿望，直到我离开家去工厂当学徒，都没有改观。

1964年杭州下了一场很大的春雪，10岁的我有机会尽情地玩雪。但是，这场雪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后遗症：我的两只手都生了冻疮，手背像小馒头一样肿起。讨厌的是，自从那年冬天以后，每到冬天，我的手上都会出现冻疮，无药可治。直到进工厂后，听人说到冬天每天用冷水浸泡有冻疮的手，能够治愈。于是从1972年冬天开始，我睡觉之前的一道工序，就是用冷水浸泡冻疮手。看着水中肿胀的手从白到红，手感也从冷得发疼到逐渐麻木然后渐热，最后有一种火烫的感觉。我每天咬牙坚持，好像过了两个冬天，手上的冻疮才不再出现。接着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治疗脚上的冻疮，然而这个治疗见效不快，似乎脚上的冻疮一直到进大学才逐渐好起来。

当然，回忆我这一生，杭州最冷的冬天应该是1976年底，当时气温达到创纪录的零下11度，西湖都结了冰，不仅可以在湖面上走路，还有人把三轮车骑到冰上（这湖上骑三轮车的印象来自杭州日报的新闻照片里）。那段时间正逢我父亲脑中风卧床，人事不知两个多月，我请事假两个月后，怕影响工作，不得不结束事假上班，但又必须住在家里，与家人一起照顾住南星卫生院治疗的父亲。西湖结冰的时候，大雪封了杭州的道路。无法骑自行车，我上班不得不从南星桥走到官巷口，才有一路公交车通向郊区的工厂。我进工厂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如果那几天仍然住宿舍，就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只记得每天必须提前出门，顺着中山南路往北走。雪很厚，又被不少人踩过，很滑，就这样一步一滑走半个多小时，未到官巷口，汗水已经顺着额头流了下来。因为杭州很少有这样的大雪，印象中那几天大雪一直积压在路上，也许是刚结束文革后百废待兴，也许是作为南方的城市，没有扫雪的大型工具，杭城的交通半瘫痪了好几天。那几天听说了西湖结冰，但因为要上班和照顾父亲，居然腾不出一次时间去西湖边看看这难得的雪景。这是迄今我最遗憾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