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要做成一件事似乎不难，作业也好，沟通也罢，只要点对点的沟通，基本能把很多事宜谈好，到执行层面也不过是以个人，小组，班级或社团为单位。那时总觉得很多事情只要想做，没有说做不好的，大约校园里的学生都没什么私利，都要通过做成一些事情去实践自己，锻炼自己，肯定自己。
工作之后不这样了，各人各部门各单位有自己的职能分工，每个人又有他自己的厉害。老事情还好，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新的问题出现时，谁来解决呢？既然新，既不好划分，也不好参考，更不好决策，当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跨职能协调时，一是大家不愿意增加新的工作；二是大家对不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不太关心；三是一些标准化规范化的制度，跟不上更新的需要，导致决策“无法可依”。扯皮球也好，打太极也罢，列位领导口头上应承的，实际上不求做快做好，只求中庸，中规中矩，按规矩办。
一个改革事项，一项新尝试，尚且如此。要钱筹不足，要人养不起，要支持给不到位，要理解服务水平的降低却像是不作为。多一事到底有什么好，让谁来支持？也不知道。忽想起当初的王安石变法，一个僵硬的体制，除非自上而下，否则一切空谈。即使自上而下，还要步步为营，避免空谈。
灵活的市场调节，市场发挥自由自主的力量，多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