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等国，之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根源在于它们于经济领域先有了一个大的改革——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得他们舍弃了 以家庭为本位 的生产方法，脱离了 以家庭为本位 的经济制度，
使用了 以社会为本位 的生产方法，施行了 以社会为本位 的经济制度。
由经济领域影响到了政治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进而发生了更广泛、深入的社会革命。
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就像乡村从属于城市那样。
在工业革命前，一个乡下人在其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上，完全可以只靠自己的家庭生产出来，吃的饭可以自己种，穿的衣服可以自己织。
但是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则必须要依靠别人，比如种地需要农具，农具需要铁，但铁的生产、铁矿的开采，必须要靠别人；依此类推，一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要依靠社会。
依靠别人的东西，则需要交换或者交易，交换交易的中心往往会发展成为城市，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市是社会的核心。乡下便对城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
只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是一个 以家庭为本位 的社会，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 生产家庭化社会；
生产家庭化，顾名思义，主要生产只靠家庭经营即可。
工业革命后，
乡下人虽然还要种地，但他吃面却要从城里面粉厂里买了，因为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好吃又便宜，而且完全不需要自己再费力去磨了；
中国人虽然有的是工业原料，但是工业成品却要从外国进口，也是相同的道理。
中国人用西洋人的工业成品，可以看作乡下人去城里进货；
中国人去西洋留学，可以看作乡下人进城学乖；
中国人去西洋旅游，可以看作乡下人进城看热闹。
经过了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则是一个 以社会为本位 的社会，或者我们可以称其为 生产社会化社会；
生产社会化，顾名思义，主要生产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运转起来才行。
这便加深了乡下对城里的依赖程度。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提倡所谓“本土文明”，以抵制“外部势力”入侵，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假如印度甘地打算用印度本土文明抵制英国，他提倡印度人不要使用英国纺织机器，而是自己种棉织布；
就像一个乡下人，吃了一次城里人的亏，生了气，便立下宏大志愿，再也不和城里人来往了。
但社会经济规律的作用，定会叫他的这种宏大志愿最多只能维持五分钟。
这种不成功，并非由于个人热情的力量小，而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力量大。
而乡下人如果不想再吃亏，真正的好办法，就是进行工业革命，由经济领域到其他社会领域，进而让自己也变成城里人。
而工业革命必须靠人的作为，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
丁元英要给王庙村扶贫，正是采取了如上思路，
王庙村穷，所以丁元英要人为介入，通过运营格律诗这个音响发烧友的小公司，启迪村民、股东们思考，
只有强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意识，才有后续的各种变革，
只有全面、深入的变革，才能让王庙村真正走上致富的通达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