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阿长与山海经》，历来被人们广为传诵。这篇文章情思隽永、蕴涵深刻，鲁迅通过对幼时保姆长妈妈（阿长）以及她为“我”寻买《山海经》一书的有关情景的追忆，细腻而又风趣地表现了“我”与长妈妈的认识过程，赞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表达了作者深切的怀念。
文中写到，鲁迅在少年时代就“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一个远房叔祖告诉他：“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去了。”从此，他就念念不忘于这部书，然而总是弄不到手，没想到他的保姆阿长却给他买来了。由此，《山海经》成了鲁迅一生追求精神自由的开始。
作为先秦古籍，《山海经》的历史地位自然牢不可破。但在历史上，特别是儒家占主导的时代，《山海经》的历史地位却是极低，因“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对其神怪内容大加挞伐。随着玄幻小说、修真小说的兴起，《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和珍禽走兽也纷纷走将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产生心灵上的震撼。震撼之余，回头审视，我们会发现，无论儒家如何诋毁，无论历史多么久远，《山海经》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深深地镌刻到了国人心中，直至灵魂。通过《山海经》的文字，我们可以直通那个充满神秘的年代，领略远古的传说。
浓厚的记录情节
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农耕时代的农业对自然界的依赖非常突出，促使华夏的先民非常重视对自然界的观察，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思考。纵观《山海经》，全书18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记载了40多个国家，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兽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资料，其中列举的药物达130种以上，为后世研究古代地形地貌和生物种类提供了足够的素材。
这些素材起源于华夏先民不懈的探索，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华夏文明却大不相同。华夏文明的智慧是善于记录，而不善于归纳总结，比如我们的先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多次，却未能总结出其中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
据现代很多专家分析，《山海经》描述的地理底况几乎就是我们当今的世界地图，一些地形分布和物产资源和北美一致。由此可见，《山海经》的撰写者当时已经掌握了相当了得的探索能力，并能够忠实地记载。按照道理，完全可以将这一成果进一步巩固扩大。但是，华夏先人没有从中归纳总结出日升月落的科学道理、更无法探究万物运行背后的秘密，仅仅停留在天圆地方的精神世界。
所以，流传至今的版本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流水账式的记录。当然，这种认识的基础，是把《山海经》当做一本记录典籍，而非神话传说的基础之上。
浓厚的神话情节
《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比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怒触不周山等等。因此，大多数人都会把《山海经》当做一本记录古代神话的书籍。事实上，由于认知条件的限制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对很多现象，华夏先人用自身的知识已经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便使用夸张的语言手法，将其神化修饰。
其一，对自然现象进行神化。在看天吃饭的日子，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自然规律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的，却无法得到解释。于是，华夏先人便编织出了各种神明，司管自然。如《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其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对自然现象的神化，还可以看到华夏先人的信仰、崇拜，也就是历史中提到的“图腾崇拜”。比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獋狗，是食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三，对重大事件的美化。《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又是真实历史的艺术表现。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禹杀相柳的传说虽然充满了神奇色彩，但抛弃其中的神化和夸张因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想象到古代部落之间残酷的斗争。
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山海经》自然也以夸张的手法，记录了伟人的传承。《大荒东经》：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惟海神。《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少暤生般，般是始为弓矢。
浓厚的文学情节
有人说，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转换为文字形式以后，艺术冲击性变得更加活跃。翻看《山海经》，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语言精练。著名作家贾平凹说得非常到位：“《山海经》的句式非常简单，就是说几千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什么山、山上有什么树，这个树长的什么样。再过一百米又有一个山、山上长的什么树，山上有什么动物。”他认为，“对树怎么看，对山上产什么东西的看法，完全都是中国人对世界万物的一种看法。”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始终没有变化。这种语言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之后的文学作品往往文约义丰，传统哲学经典也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比如《道德经》、《论语》等，深刻但不系统，简约但不规范。
其二，想象力丰富。《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异兽，连司马迁也甚为钦佩，在《史记》中指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由此可见，华夏先民对世界想象力的丰富程度。
《海外东经》记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九尾狐在《山海经》中出现了三次，后来成为祥瑞和子孙繁荣的象征。在当代的艺术作品中，也常常能够见到九尾狐的形象。
《山海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种三足乌的形象，在中国古代广为流传，至今很多古籍的封面依然采用三足乌的形象，以彰显书籍的古朴。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 ，三青鸟居之。”至今，青鸟仍象征着幸福，在西方还代表快乐。此外，横公鱼、毕方、狴犴、辟邪、梼杌、混沌，等等千奇百怪的精灵神兽，无不显示了华夏先人无边的想象力。
其三，影响力巨大。《山海经》是古代口传文学的成文纪录，保留中国古神话最多的一部书，对后世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文学影响非常巨大。比如《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后来的很多文学作品也都采用了夸父逐日的故事，并加以演绎，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形象。
从文字上看，《山海经》神话塑造的艺术形象，大多是象征性的、富有想象力的。因为语言的简洁，显得非常零碎，但丝毫不影响其琳琅瑰奇的本质，《淮南子》、《搜神记》、《西游记》等一系列传世佳作，均取材于此。
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大人国、君子国、反舌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后世名著《镜花缘》更是取材于此。以至于现在的玄幻小说、影视作品，也都从中《山海经》中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挖掘素材。因此，《山海经》可谓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宝藏和发源地。
在少年鲁迅的眼里，《山海经》是其“最为心爱的宝书”。《山海经》使鲁迅开始了解中国神话传说，并为其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成年之后的鲁迅，不仅熟知《山海经》内容，对《山海经》深有研究，且在其文学创作中，能灵活地运用《山海经》的相关素材。鲁迅有关《山海经》作者、成书、性质、神话等的论述，也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山海经》带给后世一座艺术的宝库，既让我们领略了神秘莫测的山川地理、千奇百怪的珍禽异兽、匪夷所思的怪力乱神，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华夏先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非凡卓越的创造能力。
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历史研究学家孙见坤。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经精美绘本》套装，就是孙见坤秉承学术性和资料性兼顾的原则，在《山海经校注》的基础上，精炼了过于繁琐的学术性注释，增加了全文的白话翻译，更强调了通俗性，将博大深奥的《山海经》变得浅显易读，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为实用、更为通俗、更易于理解。更为难得的是，此版本的《山海经》绘本，将书中那些来自远古的形象、那个神奇古老的世界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读来，令人爱不释手，醉入其中，实在是送给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