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作为中国私人资本的“首都”——大上海，掀起了针对民生物资的投机风潮。

投机商乘国民党反动派残敌对解放区实行武装封锁、特务破坏，以及一些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机会，砸入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生活必需品（像极了****期间，有人炒作口罩、蔬菜等医疗、生活物资）。

市场上，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物价开始上涨，由上海波及华东、华北、中南等地。

面对私人资本的来势汹汹，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会计注意到，上海投机商主要囤积纱布，而华北投机商则集中冲击粮食。分兵是大忌，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他决定首先稳定北方粮价。

他协调相关部门，每天从东北地区调集1000万斤粮食入关供应京津地区；同时逮捕与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此举震慑了投机者，稳定了粮价，安抚了民心。

华北问题解决后，他便开始着手处理上海物价涨势。

陈会计认为，解决上海问题及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在于抓住“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而这三者之中的关键又是大米与纱布。手中掌握多少，控制市场的力量就有多少。

当时上海常住人口是400万，每天需供应300万斤左右大米。在客观分析了物资来源及运输条件后，陈会计认为，上海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华北，于是他协调从四川老解放区调4亿斤粮入沪。

除东北、四川外，其他解放区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各大城市送粮。

此次动员范围之广、运输物资量之巨，已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淮海战役调集粮食总量也不过10亿斤，而本次调集量已超过50亿斤）。

在调集物资之外，人民银行还策略性地每日小幅上调物价，诱导投机商进一步投资囤货，从而吸收了8000亿的社会游资。

一面调集物资，一面吸收市场流通资本，双管齐下，截至11月底，虽然全国总体物价水平已涨到7月份的2.2倍，但中央掌握的物资总量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比，只多不少。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1月25日，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各大城市国营商店开始向市场大量抛售。

与之相配合的是一些信贷、税收政策，比如：

所有国营企业资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或者企业贷款；

私营工厂不得关门倒闭，且必须按时向工人发放工资；同时向其加紧征税，不得迟交。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还严格查处地下钱庄，彻底截断投机商们的资金来源。

起初，投机商们还负隅顽抗，仍然大量囤入物资，更有甚者，不惜举债入货。

但由于中央向市场抛售的物资量十分巨大，非区区几个甚至几十个私人投资商的库存所能抗衡。因此物价很快稳定下来，而且慢慢下降，这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料。

在连续抛售10天后，投机商们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能纷纷贱价求售，物价最终下跌，达40%。

至此，持续了50多天的物价涨势，终于被全面打压下来了。之后，上海仍然继续囤有巨量物资长达大半年之久，以防投机商卷土重来。如陈会计所说，这些物资不一定销售，但是现场必须要有。

一直到1950年年初，新政权再一次以绝对物资量平抑了第四次物价上涨，人民币才真正获得了足够信用，逐渐被老百姓接纳认可为储蓄货币。

这次完美的“米棉之战”，教员赞誉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这一战，充分体现了“政府理性”。是新政权第一次在经济领域“秀肌肉”。“兔子不会搞经济”这一甚嚣尘上的言论从此也显得苍白无力。人们——包括资本家——开始明白，人民币币值稳定，其背后不只有国家政权，更有因为土地革命战争中“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落实到农民个人身上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举国物资调度力量。

通俗点说，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绝对离不开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支持的。

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前，几个、几十个哪怕几百个私人资本家，又能掀起多大风浪呢？

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关键在于它“物资本位”、“人民本位”的内核，再有“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的加持，便是一棵参天大树，又岂是几个、几十个哪怕几百个小蚂蚁能撼动的？

在长期高通胀之中，私人资本将实体产业中的资金“析出”，转入投机炒作，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个体经济理性”的。

只考虑自己或者小圈子利害得失的“个体经济理性”，与惠及大多数人的“政府理性”，孰轻孰重，天地之间自有杆称。

消除每个人头脑中的私有观念那是妄想，只是它不应该理所当然地上升到制度层面。“人人都骂资本家，人人想当资本家”的私有制才是万恶之源。

人的内心都有幽暗之处，应当接受法律与道德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