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是一座阴霾笼罩的城市，就像它的历史，又让人想起《柏林苍穹下》的黑白镜头。
这倒并非像北京的雾霾那样是实实在在的空气中的尘埃，而仅仅是一种印象，一种气氛，一种天气。姜老师说，柏林的天总是阴沉沉的，让人感到抑郁。
到巴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从巴黎坐飞机去柏林找姜老师。德国大雪，头一天的航班大都取消了，余下的没有节制地晚点。但是第二天一清早，我的航班奇迹般地只晚点了四十多分钟就顺利起飞并到达柏林了。
姜老师并非真的是我的老师，而是愤青时期的“愤友”。我尊称她为“老师”，她尊称我为“大侠”，因我那时喜看武侠小说。
她那时正在赶毕业论文，并等着研究生录取通知。还没有消息，我感觉是没戏了，她的冬季抑郁症发作了，说道。怎么会呢，我说。我只申请了牛津和剑桥，她说。
后来证明她一直都在杞人忧天，没过多久牛津和剑桥的录取通知书一道来了。但当时我们就在柏林阴郁的天气和她阴郁的心情下度过圣诞假期。
那一年，因为大雪，很多美国人没能回去过圣诞。姜老师受邀去某人租的屋子里搞圣诞晚餐，便也带上我。那天外面很冷，而屋里有暖气，大家各显神通，捧出一桌食物来，欢然干杯。吃过饭，美国人在香烟里卷上几颗大麻抽起来。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这么理所当然地抽大麻，从此我就记住了大麻那种奇异的香味，后来走在巴黎街头的时候经常可以闻到。
大雪是如此适合柏林，姜老师去咖啡店写论文，我就一个人踏雪去寻访柏林。顺着林荫大道，穿过布兰登堡门，在森林公园里漫步赏雪，在博物馆岛上闲逛看画，坐环形城铁绕柏林城一大圈。
白天，姜老师陪我去看柏林墙，走着走着，看到用中文刻上去的“日本鬼子去死！”，我们同时感到丢脸，默默走过去了。
晚上，姜老师和我闯进一家老唱片店，一边翻看过去用于老式留声机的大张唱片，一边闻着带陈皮味儿的酒香。后来一看，旁边几个人正在店里煮Glühwein呢，又兴高采烈地给我们倒了两杯，我们喝得全身暖洋洋的才走出去。
夜里回去的时候，在门口的地铁站边土耳其人开的小铺买上一个土耳其烤肉卷饼，好多烤得香香软软的土豆和黄瓜，吃得饱饱的烤鸡肉，好多的满足。姜老师说，这是全柏林最好吃的土耳其烤肉。后来我每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都要买上一个。两年后再度拜访柏林的时候，姜老师已去了剑桥，我特地回她从前住的那条街上找到那个卖土耳其烤肉的亭子，这才感到心安，忽然觉得我真是回到了曾经认识的柏林。
那时我会的德语少得可怜，就揣着“Hallo”，“Danke”和“Kein Knobnauch”（我受不了大蒜的味道）上路了，也不知道要给小费（法国的学生党都免俗了）。后来我再去柏林的时候，竟然可以用德语问路和在酒店前台check-in了。
那年冬天从柏林返回巴黎之后，姜老师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意思是没怎么陪我玩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如果我告诉她说一个人是最好的旅行方式，她是会感到高兴呢还是觉得受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