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8--28（周二）晨读美文

骑自行车“驮”掉了新媳妇，那些年骑自行车的奇葩事还有哪些？

文 / 张延伟

当年结婚必有的“三大件”，我唯独难忘自行车。在过去，有了自行车就能娶媳妇，它对人们的意义超过现在的汽车。自行车曾经淡出过人们视野；如今，随着人们低碳出行的意识加强，自行车又回来了。

唉！小小自行车的骑行史，承载过多少奇葩事？

第一次见“洋车儿”，是因为公社的“特派员”。

自行车，在我奶奶以及同龄人口中被称作“洋车”或“自拧驹儿”。

“洋车儿”，这好理解，因为自行车原本就是19世纪末才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洋玩意儿”。“自拧驹儿”一说，我想是从人们骑行的样子总结出来的，正是人们通过拧腰、蹬腿一系列动作，自行车才像马驹儿一样向前飞奔。

要说我对自行车的最初认识，来自小时候的黑白电影。特别是《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刘洪等人，他们骑自行车追赶、飞身跃上火车；还有《平原游击队》中“双枪”李向阳骑着自行车“大撒把”、双手持枪射杀日本鬼子，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而现实生活中对自行车的近距离观察，得益于当时公社里的公安“特派员”。

听大人们讲，这个公安特派员叫“郭业顺”，当时全古城区（辖三四个公社）只有他一个公安特派员，他一把手枪管治安，小偷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

后来古城区解散，公安力量加强，老郭就回到家乡无梁继续干公安。

他那时50多岁年纪，身材中等微胖，随和慈善，经常骑一辆车把上镶印有“公安”字样三角牌自行车，在30个大队间巡查，隔三差五地到我们村里来。

出于好奇，我们常趁他和大人交谈时凑到跟前摸摸自行车，有调皮胆大的孩子还会猛按一下车铃，在“叮铃铃”的脆响中嘻嘻哈哈地跑开，即便如此，也未见他发火。

创造奇迹的“赤脚”医生，差点因自行车蒙冤。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大队担任治保主任的二伯父突发中风瘫痪在床。后经打听，得知相邻公社里有位叫刘国才的赤脚医生，擅长针灸按摩，刚好有位亲戚与刘国才是好友，便引荐他给伯父诊治。

刘医生家离俺村十四五里地远，他隔一天来给伯父做一次针灸和按摩，都是亲戚在傍晚请人套驴车把他拉来，末了再给送回去。

针灸过几次后，伯父的手脚有了知觉，一家人欣喜若狂，看到了痊愈的希望。在亲戚的建议下，这年秋季伯母把种的几亩红薯收获后全部卖掉，攒下二三百元钱，托供销社的熟人买来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方便刘国才骑着给伯父看病。

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国才风里来雨里去，坚持给伯父针灸按摩，除了遇到饭点吃顿便饭，从没要过任何报酬。最终伯父能够下床走路且生活能够自理，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然而，有关刘国才的风言风语却传开了，说他挣着“工分”却私自外出给人看病捞取好处，这不，收人家一辆自行车就是明证！

伯母只好请人制作了一面“妙手仁心、医德高尚”的锦旗送到刘国才在的卫生室，又把事情细讲一遍，这才稍微平息了议论。

后来刘国才把这辆自行车卖了，150多元卖车钱一分不少送回家里来。直到现在，伯母一提起刘国才就夸他是难得的“好人”。

自行车进入百姓家，有人差点儿因此丢了媳妇。

改革开放之初，自行车仍不失为紧俏商品。大凡人们手里能够积攒下一些“闲钱”的，都要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买辆自行车。

那时候不兴金银首饰，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度成为年轻人结婚必备的“三大件”。因为这，现年62岁的退休教师延卿，还闹过笑话。

那时候延卿哥正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经媒人介绍和延卿嫂相互中意，对方托媒人传话相约着去逛县城。

当时从乡下到城里几乎没有公交车，大多靠两条腿走路，于是延卿哥就从邻居家借了一辆自行车载延卿嫂进城。

没想到走到进城的必经之路“八里岗”时出了岔子，顾名思义，八里岗是个上下约8里远的陡坡路。

上坡时延卿哥推着车子前面走，延卿嫂跟在后面；到下坡路时延卿哥重新骑车，延卿嫂坐了上去，不巧的是原本狭窄的路面上突然出现一个坑儿，骑车技术不太老练的延卿哥一慌，没躲过去，车子猛地一震，把延卿嫂从自行车后座上给颠下去了。

那时候青年人原本腼腆害羞，延卿嫂小声“哎”了一下，再不好意思喊，而延卿哥正骑着快呢，居然没有觉察到后面的情况。

等他跑到北关桥刹住车，这才发现后边的人丢了，就赶紧回过头来找，一看，人家正在蹲在大树底下发愁呢！

两人重新见面时有些尴尬，延卿哥挠着后脑勺一个劲儿地憨笑，延卿嫂哭笑不得，两人最终成了一家子，美满幸福。如果要搁现在，这年轻人的脾气一上来，结果可想而知。

丢车经历曾让我生“贼心”，对自行车的爱却有增无减。

我中学毕业的第二年，家里更换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为了避免磕碰掉漆，父亲找来废弃的电影胶片，买来彩色的橡胶条，把整个车架缠裹了一遍，还请人焊了两个方形的工具篓，根据需要挂在自行车的后座两边，对自行车是宝贝得不得了。

因为身体原因，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缘骑车的，后来见同龄人骑，心里痒痒，就缠着父亲在打麦场里教我了两天，许是个儿高腿长，摔倒了几次后，第三天就敢和伙伴们一起骑车进城。

父亲虽心疼他的自行车，但更为我学会骑车感到高兴。

后来我到村小学教书，学生们使用的教科书划片分配，需要到近20里外的新华书店自行领取。为了节省费用，我常骑着父亲这辆车取书，有时连续奔波两三趟，我的骑车技术越发娴熟了。

到乡政府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自己买了一辆永久牌轻便自行车，每周两次到市委市政府领取文件，顺便到县城邮局寄送新闻稿件。

此时城乡之间已有个体经营的公交车，我就把自行车放在公交车顶端的货架上或悬挂在下方的悬梯上，到站后取下来，在市委大院、市政府大院和邮局之间奔波一圈，方便又省力。

但也由此吃了大亏。

一次进邮局寄送稿件，把车子锁在了门口，也就是进去几分钟时间，出来时车子已不见了。

后来我又从二手车市场上买了一辆“三枪”牌自行车的，据说也是名牌，却没“永久”牌骑着舒服，车把一直晃荡，怎么也修不好。尽管如此，这辆车骑了不满3个月就又在同一个地方丢失了。

我对小偷恨得咬牙切齿，心情郁闷地在大街上转悠，看着路边摆放的各色自行车，真想也去“推”一辆，然而这份“贼心”也只是一闪而过、想想而已，最终还是自掏腰包再买一辆二手车。

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以后进城宁愿多走一些冤枉路，却再也不敢带自行车了。

中国，曾被称为“自行车王国”，可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段时间里，街上竟看不到它们身影，近几年，随着人们低碳、健康意识的增强，城市规划更加现代，“小绿”“小黄”等共享单车纷纷冒了出来，自行车再次引起关注。

我时常想，像以往的这些故事，今天还会不会重演呢？

作者简介

张延伟，70后，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禹州市国土资源局，业余码字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