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闹中取静
文革期间，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汉水河畔依然在阳光下，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和那妖艳的身姿。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早晨，一辆带挂车的“解放”牌大卡将我一家四口和所有家具运往距离江汉桥100公里的一个县城。因为政治原因，许多家庭远离了原来的城市生活。我家是其中之一。
那年头，全社会实行8级工资制，人平年均收入约240元人民币。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按计划供应。工厂多半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大批中学毕业生，无法安排工作。像前苏联号召青年人到西伯利亚工作一样，中国政府不得已把人们大批下放到农村，以缓解分配工作的困难。其中，‘犯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等也被纷纷发配。
道路两旁整齐的大树飞快地向后闪去。在人货混杂的车斗内，四口之家面无表情，跟着摇来晃去。只有我兴奋异常，掀开被雨点打得呯呯着响篷布一角，看着黄黄绿绿的田野，新奇地不时问这问那，打断父母间的交谈。
父亲背靠着车栏杆，突然问我母亲：“你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吗？”
“你说的是Kissinger？知道。他的名字有点意思：在接吻的人！”她紧紧抱着女儿，望着外面移动的景象。
“眼下，苏联强，美国弱。这位‘在接吻的人’秘密到访北京，是来探路的，为尼克松总统打前站。”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想打中国牌，是吗？”
父亲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年轻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今，他老人家站在新的高度，把整个地球划分为了3个世界。看样子，国际格局要变了。潘氏英语的第四代传人要行动了。”
“你觉得儿子现在学得进去吗？”我母亲略有所思地问。
父亲摸摸我的头，没有吱声，然后，长叹一声，对我母亲说：“你说怎么办？”
我母亲算是红二代。她出生在江岸区刘家庙。父亲是中国第一批火车司机，号称‘舒大车’，和林祥谦、施洋大律师一起参加过二七大罢工。当年，我外公每月挣几十个银元。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由此可见，我母亲小时候读得起书，算得上是少有的知书达理大家闺秀。据我父亲酒桌上喝高了的时候透露：他和我母亲是因为琴棋书画的切磋走到一起的。
我母亲突然问：“人为什么要读书？”他们俩都是文化人，有时针尖对麦芒。问题抛来丢去，我都觉得累。不过，他们还真是有才！
“这要看是什么层次的人。”父亲说：“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欧阳修读书是为了改换门庭。毛主席读书是为了救中国。圣保罗读书是为了弘扬律法。我读书是为了出人头地，成名成家。”
母亲接过话茬：“这说明学习者首先要立志。人的生命中充满着契机，不是你我所能掌控的。”
“嗯。切入点很重要！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而是弹琴的人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机，找错了对象。”父亲附和得振振有辞。
母亲一声叹息，自言自语道：“唉！这革命还要革多久啊？”
父亲答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我们的时候，他老人家神采奕奕，挥舞着军帽向我们示意！我当时特别注意他老人家的帽子是往前挥还是往回拉。”
“这有什么区别？”母亲疑惑不解地问。
父亲神秘地压低声音说：“区别大了。”他看了看我疑惑的眼神说：“这里面有很大的学问。他老人家如果把帽子往前挥，就是要我们继续前进；若是往回拉，便是暗示别搞过了头。”
“那是往前挥还是往回拉了呢？”我忍不住插言。
父亲说：“我亲眼所见。他老人家是把帽子往前挥的。接见之后，革命风潮如火如荼。这股潮流有些过头，迅速波及全国，几乎毁掉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母亲说：“越穷越闹，越闹越穷。”
父亲说：“穷？”他故弄悬殊地说：“咱家不一定。因为，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宝贝！”
母亲一本正经地问：“什么宝贝？”
父亲打开书包，掏出笔记本，取出一封信，说：“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不过，以我敏锐的判断，这个东西以后肯定价值连城。”
“什么好东西啊？”我好奇地问。
父亲对母亲说：“你还记得吗？1968年，潘洵年满6岁。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这一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枚‘祖国江山一片红’的邮票。结果出现严重印刷错误。中国地图中居然漏掉台湾省。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把这封信翻出来，还真保存下来了。”
母亲说：“这邮票到处都是，不值钱。”
父亲摆摆手，说：“错。听说国家邮政部门有人被撤职。他们已经毁了模板，停止发行，大规模回收销毁。”
汽车抵达云梦县城后，父亲在一家小餐馆里请押送干部和司机吃了一顿便饭。母亲在一个角落里给我妹妹喂吃的。我抬头望去，觉得这里比武汉市相差甚远。这里的人显得更穷。在我年少的心灵中首次出现了不同的世界。
我听见父亲在问司机：“这里距离古罗台还有多远？”
“20公里。”
接下来，路就没那么好走了。在坑坑洼洼满是泥泞的乡间田野，汽车摇晃得更厉害。父亲将我紧紧攥着。这时，冲鼻而来的是泥土、植物夹杂着动物粪便的气味。农民们几乎赤脚走路。房屋都是泥块和草木结构。砖瓦房极其罕见。
我在想：怎么这里的人比刚才那个地方的人还要穷？世上还有这么多人不如我！
到了一个汽车无法前进的地方，他们停下。那里有许多扛着扁担拿着绳索的村民迎接。押送干部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过去与大队领导、村长一一握手，并对站在一旁的父亲说：“潘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古罗台大队书记罗水生同志。这位是罗家台村村长。我总算是把你们移交给地方了。等东西卸完后，我就随车回去复命。”
我细细打量着这位年轻的书记。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眼神中透出一股牛气。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劲，看上去，约莫30多岁，活像抗美援朝中的志愿军战士。父亲主动上前与这位父母官以及老村长握手。村长老实巴交，不善言辞，倒是罗书记先开了腔：“欢迎潘老师一家来我们村。我叫罗水生，虽然在大队任职，但也是罗家台村的村民，以后和你们是邻居。”
父亲谦恭地说：“我们初来咋到，请多关照。我想，等我们把家安顿好后，请你们到我家坐坐。我略备薄酒，以表谢意。”
“好说。好说。”罗水生开始张罗人们动手。
紧接着，大家开始搬运东西。母亲抱着我妹妹下了车，茫然地四处眺望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古罗台。汉水河在它正前面夺路流淌；水面上偶尔有一艘货船开过；河水打在岸边石头上发出“啪啪”声。这声音特别柔和动听，仿佛一位天使在歌唱，在欢笑。孩子们在河边的沙丘上玩耍，在沙丘后面的树林里捉迷藏。河边有着花草树木，像世外桃源。河上空一只只江欧拍打着翅膀一上一下的有趣场面，像白衣天使一般。碧绿的草地，牛在吃草，远远望去，就像绿色的地毯上绣了几朵棕色的小花。洁白的沙滩、白杨树点缀着宽阔的河面。
望着这迷人的景色，母亲感慨地说：“Here we are!”听了妈妈这话，我使劲点了点头。
大家捆扎好东西以后，一条绵延几十米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纵深移动。我在父亲的搀扶下混在人群中，疾步走在泥泞的田垅上。路面很滑，脚下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只有此时，我才觉得穿鞋真是多余。父亲背着新做的木箱子，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
到了一个叫“罗家台”的村子，方知那是我们的新家。
这个村子就建在凹凸不平的土坡上。四面被一片翠绿包围着。一条小路横穿而过。放眼望去，稻田包围了整个原野，里里外外没有一丝污浊，清澈得无以复加，怎么也望不到尽头。微风带来阵阵泥土的清香。空气清新，沁人心脾。阳光洒满大地。小青蛙在兴奋地跳着，从这一片荷叶跳到另一片荷叶上。燕子在蓝天画出漂亮的五线谱。菜园里满是一片五颜六色。叶子一片裹着一片，宛如青翠欲滴的翡翠。南瓜苗肥肥大大的叶子遮严了地，藤放肆地长着。还有那紫红紫红的番薯叶，被露水洗得油光崭亮。空气中飘着菜香，一丝丝的甜味弥漫着。乡间围满了一棵棵高大的树木。一层柔软的灰尘，使绿色更加厚重。轻风掠过，叶子随之摇弋，漾起一层又一层的绿波。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叫着，是那么清脆。遍地的的野花、野果，虽然娇小，但由里到外，先橙后红，朴素之中带着几分华丽。
小村大约住着百来户人家。大多数姓罗。人们勤劳、纯朴并且善良。上山下乡和插队落户的人对当地村民来说，虽是外来人，但人们意识到，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来的。因此能够接受。不过，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些人或多或少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然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坏人大家分得清。俗话说：日久生情。大家接触时间长了，什么样的人，心里十分清楚。
村里把我们安排到一个简陋的四合院里。这时，在四合院的大门外站立着一位大姑娘。她看上去像个高中生。高高身材，略显丰满。一头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她身穿宽大的军裤，长长的军衣袖高高挽起，露出洁白的手腕。她睁着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凝望着到来的一群陌生人。
大队书记罗水生对她喊道：“艾如冰，来来来。”他随后叫来我妈，介绍说：“她叫艾如冰。下放知青。他父亲艾卫国是江汉师范有名的外语系教授。现在在‘五七干校’劳动。她比你们早到两个月。这个院子一共有三间房和一间灶房。你们来了，就分你们家两间。她一个人，就占一间。”
在分配的一间四面透风的10平米房间里，男人们把衣柜、床、桌和写字台等放好后，剩下的整理就是女人的事了。艾如冰进来亲热地喊：“阿姨，我来帮你收拾。”
我妈抱着女儿说：“谢谢你。”她上下打量一番眼前的这位姑娘，问：“我以后怎么称呼你好呢？”
艾如冰大方地说：“大院门一关，咱们就是一家人。我爸妈平时叫我‘小冰’。你们就叫‘小冰’吧。”
我马上就叫：“小冰。”
“去，去，去。”母亲用一只手拍在我的脑门上，摆出一副生气的架势，骂道：“你欠揍。‘小冰’是你叫的？你要叫小冰姐。”
我退到一旁。母亲摇着手中的女儿问艾如冰：“你高中没念完？”
“天天都是大字报、批斗和游行。还能读书吗？”艾如冰帮着整理东西。
“你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要是上大学有多好呀！”
“现在想进大学不是靠本事，而是凭表现。”艾如冰把一捆捆书解开，压低嗓门说：“谁是你的直接领导，谁就有权推荐你上大学。又红又专的人才能成为WPS学员。”
"WPS?" 我妈一时没有明白。
“就是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工农兵。”
母亲未吱声。艾如冰问：“阿姨，你们家犯了什么错误才下放的呀？”
“哎！一言难尽！都是我-----”母亲几乎是哏咽着说：“我和老潘两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她将熟睡的女儿放到木制的摇窝里，用手抹去眼角的泪水。
“怎么这么严重啊？”艾如冰一头雾水。
母亲边铺床边讲：“我们夫妻两都是小学教师。”她拉平床单，掸去灰尘，叹息着说：“呵...你知道，有一节课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我点一名小同学上前来板书。结果，她把‘毛’字写成四横。我想都没想就在那个字下面打了个X。不料，执勤的工宣队干部踢门冲进来，当即把我扭送到办公室，把我按倒在毛主席像前，跪地请罪。随后，我被关在储藏室里，天天写检讨，天天拉出来架飞机，挨批斗。”
“那，潘叔叔怎么也成了反革命？难道还株连九族吗？”
“不。他极力为我争辩。他说‘错别字不是毛，打X有什么不对？’”
“喔！” 艾如冰和母亲来到小灶房。艾如冰介绍说：“这里不像城里，不烧煤，烧的是草把子或干柴。”
母亲看了看黑咕隆咚的灶膛。
艾如冰接着介绍：“每户还按规定划拨了一块小自留地，供全家种菜生活用。米、作料和油盐可以到小卖部去购买。如果附近有买不到的东西，就得上一趟县城。”
我们全家户口也被迁移至本地。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城市居民。好在父母工资照发，月均人民币60多元。计划粮、油、棉、肉票仍按武汉市的标准享受。按当时乡下的生活水平计算，我家算是富户。
在当时中国的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收入用“工分”（出工工时积分制）计算。父亲当即下地试着干活，可蹩脚的动作引起旁观者哄堂大笑。结果，大队书记和村长经合计以后决定，不要他们参加任何劳动，而是发挥长处，除到村办小学上课外，还协助队、村搞好文化工作。每年工分定了个死数字，一切物资按人头分配。
“咯咯咯……”
随着公鸡的鸣叫，一缕阳光洒进了灶房的行军床上。微风吹来，像是在跟我打招呼。我起来一看，乡村的早晨可真美！田野里一片郁郁葱葱。村前的溪水清澈见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也清新甜润。
这时，我忽然闻到了一阵清香，便赶紧跑了出去，一看，原来是池塘里面的荷花开了。那亭亭玉立、高雅清香的荷花，可真如画一般！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荷花在这些大圆盘里冒出来。颜色有粉红的，也有乳白的。我还听到青蛙在歌唱。
今天是我在乡村学校上学的第一天。
离村子半里路的地方，有个学校。中小学生混在一起上课。我就在这个简陋的学校里上学。不过有点特别，每天要自己扛着小桌子板凳去上学。唯一个缺憾是：教师素质低。仅英语教学简直惨不忍睹：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寿无疆！)被乡村英语教师读成：鹅隆隆来福土千面毛；volleyball(排球)被读成：玻璃破；nephew(侄儿)被读成：辣腐鱼。Labor day, labor day,it's the first of May.（劳动节是五月的第一天。）被读成：雷波对，雷波对，依次的佛斯特阿附美。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被读成：揩屁股抹嘴。
我每天放学回家后，父亲检查我的学习情况。每当我读英语时，他就眉头紧皱。有一次，我刚读了一点，他就急忙打断，很生气地说：“算了！算了！别念了！你这读的还有一点点味道吗？完全是孝感英语!”
万般无奈，父亲只好把精通英语的爷爷请到乡下来家教。这样一来，文革期间的中国家教应该是现在培优界的“祖师爷”了。
谁心里都没底：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会持续多久？
父亲时值30多岁，正年富力强，满腹经纶。后来人们发现，天底下的事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他白天上各种各样的课，给人义务扎针灸，晚上讲革命故事。时间一长，父亲几乎把五乡四邻的乡亲们都吸引过来听书。他懂点急救术，还救过许多人的命。大家都很尊敬和喜欢他。无论大家发生什么纠纷，最终要请“潘老师”来决断。由于父亲颇受欢迎，大家干脆取了个爱称“潘大师”。
因此，父亲事情倒还不少。既然大部分工作都由他扛了，母亲就可以一心持家，照顾两个孩子。这一家四口总算安顿下来。
父亲常常请罗水生过来喝酒品茶。时间一长，两人好得彼此兄弟相称。可有一点让父亲心里犯疑。罗水生每次过来，总要到艾如冰门口先转一圈。只要有她的身影出现，罗水生的眼睛就贼溜溜地跟着晃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