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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对这些以我们自己的社会为舞台、发生在我们眼下的事进行理性思考，却是最简单也最困难的。最简单，是因为经验的传承是每时每刻且巨细靡遗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下，我们才能察觉社会转变的极端复杂性，就算是最受限制的转变。同时，也因为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很容易给出显而易见的理由，但却与真实原因极为不同。因此，我们有厘清事实的责任。
为刺激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传入的习俗并未被同化，它的角色比较类似催化剂；也就是说，仅仅它的出现，便足以激发原本潜在于社会的类似习俗。
如果在史前时期，从来不曾存在树木崇拜（树木崇拜仍于不同的民间习俗中持续），现代欧洲可能不会“发明”圣诞树。如上所述，圣诞树的确是近期的发明，只是这个发明并非无中生有。有些中世纪的习俗已被证实有圣诞树的雏形：例如在圣诞节点燃的树干（在巴黎发展成一种糕点）足以燃烧整夜，圣诞所用的蜡烛尺寸也能持续点燃一整晚；人们会以常春藤、冬青、杉木等各种青翠的枝叶来装饰建筑物（源自罗马农神节，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最后，圣诞节和并没有任何关系，《圆桌骑士》（Table Ronde）的故事里也提到一棵挂满彩灯的神奇树木。在这样的背景下，圣诞树像是一个混合诸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将所有的要求集中在一个事物上，直到产生一种解离状态（l’é tat disjoint）：时期的英文文献提及了人们会颁发驯鹿奖杯给那些圣诞庆祝的舞者。这些文献的时间都早于对圣诞老人的信仰，也早于他的传奇形成。
西方思想是离心式的，日本则是向心式的。例如厨师的用语，他们不像我们说“浸入”（plonger）油锅里，而是说从油锅“拿起”“提起”“取出”（ageru）。更普遍的，在日语的语法中，造句是依循着从一般限定符到特殊限定符的顺序，将主词放在最后。外出的时候，日本人习惯说：“我去去就回”（itte mairimasu），在这个说法里，itte——动词离去（ikimasu）的现在分词——将离开这件事化为将会返回的情状语。事实上，在从前的日本文学中，旅途似乎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从“内在”离去——uchi——的痛苦，而人们一直渴望回到这个内在。
不同于我们将主体作为因，日本思想倾向将它视为结果。关于主体的哲学，西方是外向的，而日本则是内向的，它将主体放在路径尽头。这种心理态度的差异，也是刚才我们所见的、显露在工具使用方式上的差异：就像工匠们总是朝向自己施作，日本社会将自我意识当作一个终结，这是社会和职业团体由大至小互相套叠的结果。相应于西方的个体自主性，在日本，个体根据他所从属的一个或数个团体来自我定义，并且这是一种恒常需要。指称这些团体的字uchi，不仅意味着“我家”，同时也意味着“我家”其中“我”的意识，和其他人（或家庭、公司、群体）形成对比。
日本思想中这种朝向另一方向的特质，无法提供人们所寻求、憧憬的核心。因为依照如此思想所建立的社会道德系统，不像中国，有绝对的法则可以保证祖先崇拜以及孝道的实践。在日本，老人很容易失去权威，只要他们不再是一家之主，也就不再被重视。从这方面来说，关系战胜了绝对：家庭和社会不断地重新组合。对空论（tatemae）的不信任，以及实践（honne）的至上性，都可以归因于这个大趋势。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除了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外，只有农业的发明才能加快生产速度。因为农业，人类可以通过保存谷物，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从而发展为定居群体。人口因此增加，并且当有过剩物资可以支配时，社会便能提供某些个体或阶级如酋长、贵族、教士、工匠等以奢侈的享受，他们不参与粮食生产，但各司其职。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时间里，农业所带来并维持的动力，将人类由一个不断受到饥荒威胁的不稳定状态，导向一个稳定的存在：首先是村庄，然后是城邦，最后是帝国。一直到近代，这样的意见都受到普遍认同。但在今日，这个对于人类历史显得简单而宏伟的理论已经受到冲击。详细的研究调查显示，那些未发展农业的民族，无论从工作时间、生产量、食品营养等方面来看，大部分都过着舒适的生活。我们以为那些地理环境先天条件不佳，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自然资源过于无知；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能够作为粮食的植物种类有很多。有一小群白人居住在加州的沙漠地区，过着辛苦的生活，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却认识且食用多达十二种极具营养价值的野生植物。在南非，即便遇到长达数年的干旱，仍有好几百万个曼杰提树坚果（Ricinodendron）腐烂在地，布须曼人26食用这种坚果的局部，而一旦粮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采撷它。
因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自问：如果农业既无必要也不具吸引力，它为何会出现？三十多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不久之前，人口压力、定居形式、社会结构多元化等因素还被视为农业革命的结果，但现在多数人认为，这些才是引发农业社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