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老婆说她身边有个朋友开了公微，虽然暂时没有多少人关注，但一直在写。我随口说不错啊。老婆知道我以前偶尔也写些东西，就说，我也申请个公微号，你写，我帮你发。我笑了笑，随口说好啊，心里却并没当回事。
过了两天，老婆说公微号她申请好了，名字叫“都在红尘里闹”，因为我QQ签名里有一句话：晨鸡报晓，昏鸦聒噪，黑的白的都在红尘里闹。然后她伸出手，问我东西写好了吗？
我压根一个字都没写，只好无赖地说，没时间写，好像也没什么可写的嘛。
说完，我觉得理由似乎不充分，继续说，很奇怪，年龄越大，越感觉写东西没什么意思，你想说的想表达的，太多人都写过了，而且文字也好过我，我压根没必要费那个劲儿。
老婆不以为然，没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显然，我那番解释有点违心。
扪心自问，从小到大我还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虽然文笔不是很好，可随笔诗歌小说也都写过一些，勉强能看。但是十几年前一脚踏入广告策划这个行业后，渐渐就堕入尘埃，每天熙熙攘攘，不为利来，就为利往，文字天天还在写，可早已沦为吃饭的工具。
这样时间久了，我也就习惯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违心的地方，反而每次在挖空心思炮制一篇篇报纸文案或广告脚本的时候，看着电脑屏幕上一个个蹦出来的文字，就像一枚枚活蹦乱跳的硬币一样充满诱惑，吸引着我更加卖力地敲打键盘，并敞开全身每个毛孔，享受这些文字散发出的功利气息带给我的快感。
于是越陷越深，如果没有利益驱动，让我去写一分钱都赚不到的文章，还不如蒙头大睡一觉。
什么小说诗歌，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酒喝？它们都一脸幽怨地被我扔到了一边！
春节回到老家，父亲照例给我叙说村上最近大大小小的事情。
其实我一年回去不了几次，村里发生什么事情，我并不感兴趣，但是父亲还是会对我说，好像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故事，他有义务要讲给我听，而我也有义务听他讲似的。
简单说过了几件事后，父亲神情突然无比落寞，轻声说，海红他爸死了。
我浑不在意地哦了一声，觉得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村里有老人去世也是常有的事情，再说死者和我家并没有太亲密的关系，我除了心头掠过一丝惋惜，连伤心都谈不上。
然而母亲马上在旁边责怪父亲：你给娃说这些干啥！
父亲仿佛也立刻意识到了什么，看着我苦涩地笑了笑，不再言语。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其实父亲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埋藏着莫大的恐慌，因为刚刚逝去的这个老人，比他大不了多少！
从小到大，眼看着村子里一茬又一茬的老人逝去，从曾祖辈到祖父辈，现在死神终于把他邪恶的目光投向了我父亲这一辈人。在父母沟壑遍布的面庞上，我仿佛能看见时光一丝一缕从他们身体抽离的印迹，既清晰且又迅疾。无怪乎他们心中充满恐慌。
其实父亲和母亲早已变老，甚至比我想象中更要衰老，而我也早已步入中年，只是我自己一直在自欺欺人，觉得自己还足够年轻。从不去想从1976年出生，到走完2016年，四十年的时间，早就从我身边流失得干干净净。
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厚着脸皮，说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可过了四十岁的门槛，想要回头张望青春的背影，都显得那么奢侈，那么荒唐和可笑。
真的让人不敢细想。
顿时，我的心里也开始疯狂蔓延出无边无际的恐慌！
过去的一切，都影影绰绰，恍然若梦。
我突然觉得，或许用文字记录下一点东西，大概也是好的。
感慨日过正午，人到中年的时候，不由得记起来以前看过董桥的那篇文章，他说，到了这个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只有哀愁没有愤怒；就算吻女人，也是吻女人额头而不是吻女人的嘴唇。中年就是一杯下午茶，是揽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
短就短吧，聊胜于无。
趁着还有些杂念，还有些感慨，脑子不很忙也不很闲，精子也不很忙也不很闲，与文字继续重复“聊复尔耳”的约会，记录下一点生活的片段和感想，也未尝不可。
于是，从老家回来，我给老婆说，我可以试着写一写。
老婆很惊诧于我突然的改变，说好啊，你写出来，我帮你发在公微里。
其实写出来的东西，躺在电脑里，发在QQ日记里，还是发在公微上，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写出来，也许若干年后，回首翻看，定当别有一番滋味。当然，若能让更多人看到，也好。
我给老婆说，你把公微名字改一下，叫“十年一觉长安梦”吧。
这句话改自杜牧的《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当然，我并不十分落魄，也未曾在青楼落下薄情的名声，只是莫名喜欢“十年一觉扬州梦”这一句，我把扬州改成了我所在的地方西安，古称长安。
老婆取笑我说，什么十年啊，你到西安快二十年了！
我辩解说，那是因为前十年我还算清醒，只是这十年来迷糊了。
老婆说，不管怎样，你先写吧。
可是写什么呢？公微的文章不都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吗？今年是鸡年，鸡汤文和鸡血文大概最受青睐，可这两种我都不会写。
老婆说，管他呢，你随便写。
我说好，可是我写的东西，不一定有人喜欢看。
老婆说，我一个人喜欢看还不够吗？
有她这句话，我还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