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被问到梦想理想，大概第一反应都是老师医生科学家云云，梦想莫名地就和职业划上了等号，而职业在仅有几年人生经历的认知中便仅此而已。

       我小时候也给出过这样的答案，但那时候真正向往的，是长大。因为小时候想要去哪里都不得不拜托父母带去，而长大对那时的我来说意味着行动自由，长大就可以跟随自己的心情出发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不用担心走失，不会因为回头看不到父母而大哭。我小时候也许算是被看得比较紧的孩子，6岁第一次独自从美术班回家，也就三四百米路程，感觉都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功。

       第一次长期居住在家乡以外的城市是18岁上大学。但上大学的城市同属华北地区，也非北上广这样典型的一线城市，除了硬性的城市规模大些，似乎与生活在家乡并无差别。当时大学生社交网络上流行过一句话，“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乍一听，也确实感受到一种无法挽回的失去，足够在内心来一场极致的悲伤了。

       第一次出境是大一结束的暑假，跟随学校的项目参加台湾政治大学的summer school。干净、秩序、热情、让座、指路、排队、我以这些对所谓发达社会的普遍印象为期望飞到了台北。从桃源机场到台北市内的大巴上，车窗外持续呈现的是公路，连绵的青山，山间或山与公路间聚成一个个群落的建筑，开阔的蓝天，团块状的白云。当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就是南国。台北两周，之后又行至台中、台南、高雄、宜兰、基隆、淡水、九份。干净、秩序、热情、让座、指路、排队、这些固然是台湾社会尤其是台北的多数情况下的日常，而我之前生活的城市中又难做到的事情。可是，一定不只这些，如果我对台湾对认识限于这些，此行就无意义了。一个人的经历和记忆就是他之为他的全部，一个地方也是。

       最近读了安藤忠雄的一些著作，他讲到自己曾惊异于在不同地域的生活的人会被怎样不同的日常所包围。这是让我觉得一见如故的一种观点。我在京都留学时每天通学会经过一条两侧是民宅的小径，弯弯曲曲上上下下；时而傍山，时而开敞连接大道；一下望见寺庙的木顶，一下又有电车经过花丛，民宅庭院里四季不同花；会经过幼儿园，经过家庭食堂，经过龙安寺参道的商店街；早上有父母骑单车送孩子去幼儿园，傍晚有放学的少年立着踩单车消失在上坡坡顶的夕阳里。经常忍不住想，假如从出生起就生活在这种日常里，会和我童年经历的日常有多大程度的不同，也许是除非亲自经历而无法想象的。

       台湾是个有悲情的地方，这种悲情不同于经历过几次政权交替或自然灾害那种悲情，而是来自身份、血源、家国的。也许正因如此，台湾社会不是一个放下一切只在经济发展上飞奔的社会，也因此它少了一些浮躁、焦虑、功利。我的这次台湾之行，或许是一个开启自己文化换位思考，以及非偏见价值观的契机。

       之后是日本，前后一共去过三次。第一次是随团游学去东京，随团无论如何也会受约束，印象也比较淡薄。其中印象相对深刻的大概是隅田川和荒川两次花火大会了。日本的花火大会大多设在河湖海岸等水域，在船上燃放烟花。没有空气和光污染的地方，夜幕黑得纯粹，让烟花的明灭更有一种物哀之情。花火是夏季的风物诗。就像樱花之于春季，红叶之于秋季，冬雪之于冬季。季节感文化是我对日本的第一个印象，季节独有的祭祀活动、季节限定的商品、连歌俳句里的季语。

       我生活的中国北方城市也有分明的一年四季，但在这一年的日本生活之前却全然不会在意四季的流转。四季只存在于自然，而不存在于意识。在日本的一年，我开始体察樱花开时连绵的雨；开始在意梅雨结束后的盛夏天空中才会出现大团的云；开始发现枫叶城北已落城南正红。

       追本溯源，季节感文化大概是与日本的符号文化一脉相承。符号的发达是高语境文化的一个特征。一个简单的符号可以牵动所有的情绪，背负所有的情结。第二次去日本交换留学一整年，经历一个轮回的春夏秋冬，对此更有感触。对日本的另一个整体印象是成熟、固定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有成型的准绳，明的是法律，暗的是潜规则。有时候觉得多数日本人的排队、安静、不乱丢垃圾这些特点真的可以用所谓“素质高”一言以蔽之吗？即使可以，这种“高素质”真的源于道德的高尚吗？感觉或许是由于长期累积的一种约定俗成，一种社会规范，源于民众的相互制约，也源于法律，需要假以时间。当然不容否认的是，制约和法律的贯彻仍赖于一些特殊的民族性。

       至于香港，我想用包容、密集、成熟来概括。香港文化中天然具有交汇包容的特点。而走在香港，尤其是港岛，窄街高楼小窗，香港人形容这种感觉像走进“石屎森林”。有时候觉得香港的建筑集群化到形成舞台布景效果的程度，车水马龙悲欢离合轮番上演。香港的景观密度也极高。港口繁华街，郊野夜观星，离岛听涛声。从旺角闹市到海怡半岛岬角的灯塔只需搭7站地铁。香港社会的成熟不同于日本社会的成熟。香港社会成熟而不固定。听早一些从内地来港的朋友常讲到香港社会的法规健全，人与人界限分明，听来与日本社会略像。但香港社会似乎存在于更多的刺激之下，存在着更多暗流，更像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所描述的境地。

       台湾、日本、香港，这三个我读书时代走过的地方，与我的原生文化有着各自的纠葛。若有似无的矛盾，相爱相杀的关系，放在两个社会之间这样的尺度时会出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把自己卷入这种“矛盾”中，反而就不觉得有那么矛盾了，至少没有什么大碍，不至于谈之色变。去想一想，如果自己真的成长在对方的环境，有着对方的经历，或许也会有和对方一样的想法吧。亲自体验过就容易自然而然地发现，事情远远不止用几个形容词来贴标签那么单纯。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彼此彼此，偏见也是。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大概就是消除固有偏见，并在这方面尽量谨言慎行，时刻自省吧。

       想到很久之前读到过的一种观点，一个人真正的自信应该来源于他自己的能力和经历，借非自己可选择的出身背景来获得自豪感是一种不劳而获。在语言学理论中也还没有听说过支持某种语言或文化天生的优越性的观点。其实有时候会想，地域、文化、人，大概是应该分开来解读的概念吧，可是又有着实际存在的联系，所以这条分开与联系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我还没有答案。

       这三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文化的隔离是多么不可跨越，又是多么可以融合。

       人生的第二个十年注定奔波，但愿旅行的脚步能拖住时间的脚步，让丰富的回忆使我的二十代不至于倏而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