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楚西北
一
在美国，有一批已经成为世界名校的大学，被称之为“常青藤”大学（也称“常春藤”）。在中国，有一批正努力成为世界名校的大学，简称“985”高校。
“985工程”是指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目前这类高校仅有39所。如此优中选优，无怪乎“985”高校一直被当作衡量一个地区教育资源优劣的硬指标。
让人费解的是，作为历史悠久，物产丰富，人口最多的中国第一大省的河南，居然连一所“985”高校都没有！每年初夏，是高考生填报志愿的日子，想必也是也是触及河南人心中隐痛的日子：想让自己孩子在家门口上所重点大学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河南人民心中的痛让我想起了慕容复的悲哀。
慕容复是《天龙八部》里的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在读者的印象里，他一直在东奔西走，殚心绝虑，目标明确而又远大——兴复大燕。如此胸怀鸿鹄之志且又兢兢业业之人最终却落下一个众叛亲离，“神志已乱”的结果，不禁让人唏嘘。
如果说慕容复真的做到尽心竭力，即便没能“光宗复国”，也不至于朋友和随从都弃他而去，更不会落得神经错乱的凄凉结局。事实上，慕容复并没有做到尽心竭力。或者说，他只是看起来在尽心竭力而已。
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仅靠慕容复和四个随从的力量来兴复大燕，无异于痴人说梦。
历史上轮番上演的朝代更迭大戏早已为慕容复总结出实现“大燕梦”的标准步骤：要尽量拉拢高层次人才来组建核心团队，制定出既具科学性又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多方筹集军资兵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严格按照既定路线扎实工作，掌握原则性和灵活性，忍辱负重，辗转腾挪，伺机而动，如此才有可能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苦卓绝且过程漫长的工程。
二
可惜，慕容复连组建核心团队这一步都没有走好。
自始至终，慕容复的核心团队成员就是自己和四个随从。虽说邓百川﹑公冶乾﹑包不同和风波恶这四个随从并非等闲之辈，但毕竟不是一流高手，格局也有限，关键时刻难堪大用。
慕容复的当务之急是要结交一些一流高手作为左膀右臂为自己出谋划策，但他四处奔波结交的却是诸如“三十六洞主﹑七十二岛主”之类的江湖中下层人士。当然，没能主动与一流高手结交固然与其孤傲耿介的性格有关，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两位一流高手主动向其示好时，竟然也被慕容复拒而远之。
这两位一流高手，一位叫萧峰，另一位叫虚竹。
曾是丐帮帮主、后又成为“手绾雄兵数十万”的辽国南院大王的萧峰对慕容复一直是倾心仰慕，对这位与自己齐名的人物念念于心。在无锡松鹤楼里，萧峰就把段誉误认为是“南慕容”，存心与其结交；在杏林里，他又主动帮慕容复分辨冤屈并给予其核心团队高度评价，“慕容公子相交相处的都是这么一干人，他自己能是大奸大恶、卑鄙无耻之徒吗？”
身为逍遥派掌门、灵鹫宫宫主的虚竹也曾对慕容复倾慕有加，“竭诚挽留”，称赞他“文武双全，英雄了得”并虚心向其请教。
面对两位一流高手的诚意示好，慕容复如果投桃报李，顺水推舟结交了萧峰和虚竹这两位朋友，岂不是如虎添翼？但慕容复却偏要没来由地和萧峰闹翻，最终将萧峰逼到自己的对立面。
如此逆行倒施，连萧峰也嗤之以鼻：“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在灵鹫峰上，慕容公子对虚竹的友好举动也视而不见，“傲然瞧着虚竹”，“隔了半晌，慕容复袍袖一拂，道：‘走吧！’昂然跨出大门。”
三
正如慕容复的短视与偏狭，面对历史曾给过的让河南拥有一流大学的两次机会，当时的河南也没能把握住。
那两所大学，一所是河南大学，另一所是中国科技大学。
今日的河南大学虽说难以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但若回顾其历史，定会叹服于其曾有过的辉煌。
1912年，袁世凯下令在位于开封的河南贡院旧址上组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该校与当年北京的清华大学、上海的南洋公学成为国内仅有的三所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基地。
1942年改称国立河南大学，成为当时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国立大学之一，也是当年国民党欲迁往台湾的十所大学之一。当时河南大学中文系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系；医学院是当时的全国五强之一，解放后首批获得博士点；教育系入围全国前六；在殷墟和甲骨文研究方面也是成就斐然……
1952年，河南大学开始按照师范学院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整并分拆。分拆出来的支系先后组建成中原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医科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并遣诸多专业支援邻边郑州大学、湖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
1954年，河南省会正式从开封迁往郑州。随之，凡带有“省”字头的机关、单位也都迁往郑州，只有河南大学﹙当时校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和河南省第一监狱这两个带“省”字头的单位留在开封。
这一留就一直留到到了今天……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反思。
在河南拥有的诸多高校中，当时的河南大学是最有希望成为让河南人民引以为傲的名校。但由于远离省会，发展滞后，直接导致了这所昔日名校的边缘化走向。
四
好在历史并不吝啬。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历史又给了河南一次机会。
研究生期间，我读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写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时，留意过书中提到的一段颇值得玩味的历史细节。
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冲突。根据形势，中央决定进行“备战疏散”，原位于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被国务院教科组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
据时为中科大革委会常委之一的蔡有智教授回忆，“九月下旬，我们去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国务院教科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他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
无奈之下，只能另寻疏散地址。最终，安徽方面接纳了这所高校。
当年，“备战疏散”是国家高层的决定，工作人员还“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此次中科大南迁事宜理应受到当地领导的重视。
如果确如南阳地区的接待人员所说“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作为中原第一大省的河南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呢？难道当时的安徽确实具备比河南更优裕的条件吗？书中没有提及，如今也不得而知。
五出于好奇，我又从其它史料中了解到中科大迁至安徽的这段历史。较之河南“不大积极”的态度，安徽方面确是更具诚意。
中科大搬迁至安徽的过程虽然也是一波三折，但更能凸显出安徽方面的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
先是安徽安庆接收了部分南迁师生，却最终因物资严重短缺难以为继。安徽方面的主要领导得知情况后，同中科院商议，决定将学校搬迁至位于省会合肥的合肥师范学院。
70多次货运列车装载35000箱仪器和图书辗转来到合肥。当时的合肥师范学院业已停课，校园一片荒芜。据随校南迁的青年教师、后任中科大副校长的韩容典回忆，“就一栋教学楼，一栋图书馆。当时我们的仪器满楼道都是，楼道里放不下的就放在露天。”
七十年代初期，中科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教学科研工作。安徽省在当年电力不足的情况下，保障中科大为优先于省政府的供电单位。今日，中国科技大学已成为合肥人乃至安徽人经常提及并引以自豪的名校，而熟知这段历史的河南人民想必定是懊悔不已。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痛和悲哀。
如果说拆分河南大学是为响应号召而广播慧种服务大局，将省会迁往郑州时留下河南大学也可能是出于其它隐情，那么后来拒绝中国科技大学的迁入实在令人不解。若当时的眼光能更长远些，也不至于有今日如此尴尬的局面。
在我看来，河南人民的心原本不必那么痛，慕容复的结局也不该那样悲哀，之所以这样，原因无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