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西班牙最负盛名的普拉内塔小说奖颁奖仪式上发生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获得一百万欧元奖金的小说家是近年来风头正盛的惊悚小说女作家卡门•莫拉，其真实身份竟然是三位编剧圈成名已久的男人。
所有人都被他们骗了，包括精心包装的人设与个人网站，作为一个48岁已婚的大学女教授，她从未公开露面过，所有的采访也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的，所以从未有人真正发现这个神秘小说家的真实身份——直到领奖的时刻。
让•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像就是以类似的方式发生效力的：一个符号形象与任何真实都没有关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像，是另一种真实。仿象与伪装根本上不同，如果以疾病作比方，装病的人“只需躺在床上，谎称他病了”，而仿拟病人的人本身就会发生一些症状，换言之，“真”与“假”的界限被模糊了。你不能武断地说拟像就是假的，它是真的。
现代拟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无指涉性。古典时代的拟像与现代拟像根本不同，鲍德里亚称其为仿造（counterfeit），作为第一序列的拟像，它与客观世界的距离与差异是清晰可见的，画家画一幅画必须有一个目标对象，有一个原型；工业革命时期的拟像则被称为生产（production），机械复制的大规模流行使得“真品”与“仿造物”之间不再有距离，二者地位等同，想想安迪沃霍尔的机械复制艺术吧——二次印刷出的梦露画像与原版有区别么？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现代的拟像与前二者都不同，数码技术的大范围应用构建出一个虚拟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每个产品的生产都不以现实为基础，却又极度真实，即为“仿真”（siumulation）。
这种仿真的非指涉性，体现在它根本没有任何现实根基，它的外壳下面没有任何支撑物，它不是对某物的再现，而仅仅生成自身（这与弥漫整个时代的无根性也有关系）。在拟像还没有发展到仿真的程度的时候，它就有扭曲真实的能力了。鲍德里亚谈到了映射神灵的宗教圣象，它作为现实与那个缺场的神灵的真实中介，却有着超越神灵的能力，就连神灵都不得不依赖于圣象来像众人显现：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信徒反对圣象崇拜（拜占庭的破坏圣象运动），圣象这一拟像暗示了神灵的无能，神灵是什么样子，圣像就是什么样的幻梦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讲，圣像是什么样，神灵就是什么样。能指归根到底的无力性会在它试图施展自己能力的时候暴露，它永远在所指周围移动却永不可抵达，就像加缪说的那样，任何人想要用语言描述绝望的时候，绝望就已经被稀释、被扭曲了。这对于符号来说却赋予了其真实性，哪怕它只是一个虚拟的造物。
仿造和生产都是如此，那就更别提仿真了。仿真是纯粹的自指涉之物。它存在模型，但不存在原物。仿真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我们的时代已经离不开它了。权力需要仿真，通过危机、否定与反权力这些仿真来证明其合法性，来保全自己。因为胃病暂时下台的安倍是如此，被暗杀但势力不减的肯尼迪背后的家族是如此，《1984》里不断推出新款边境战事的超级大国也是如此，权力通过建构出某种构成性例外，利用想象、传媒与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
一种更危险的介入则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仿真时代的个体除了脱离社会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后现代多元化是多元化，但它是平面上的、共时性的多元化，而不是立体的、历时性的多元化。
《头号玩家》也好，《失控玩家》也罢，甚至包括更早的《刀剑神域》，那些进入虚拟世界的角色，都是在仿真中移动，甚至自己就是仿真。试图建构虚拟世界的《黑客帝国》甚至把鲍德里亚《拟像与仿真》的书壳放进了电影中去：
艺术的审美形态不再是往昔的装饰或是体验，而是沉浸，“第九类艺术”——游戏和VR、AR技术一道已经建构起野心勃勃的蓝图，它们试图成为时代新的主宰。元宇宙（身份、朋友、沉浸感、随时随地、多元化、低延迟、经济系统、文明的集合体）的呼声越来越大，人们把它视为第二代互联网，它将是虚拟造物的极致，却又是超真实的极致。脸书急急忙忙地改名为Meta试图赶上这趟车，国内外各大巨头则匆匆加大投资入局，预测师们规划着戴上增强现实智能眼镜就能进入虚拟世界的未来。
也有人看到了其中潜在的风险。刘慈欣明确指出，扎卡伯格的元宇宙不但不是未来，也不该是未来，它只会将人类引入死路。元宇宙是一次内卷，而内卷的封闭系统熵值总趋向于最大，也就是说将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与无法把握。在《时间移民》中，他笔下的未来人类存在于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的人类将再也不会对现实世界产生任何好感，那将是一种毒品，因而无形世界中的人类逐渐地攫取了社会的权力。
应该看到，如果某天一个风靡全球的、类似于《刀剑神域》中的“SAO”的虚拟世界诞生出来，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关于仿真的冒险，尽管我们制造出的元宇宙看上去或许是“人畜无害”的。
写下《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文化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在新闻、戏剧与游戏区分界限模糊的拟像时代，在人类互动的过程中适合于游戏与娱乐世界的审美道德标准或许将全面取代现在毫不相干的伦理准则，而这一变化对人类文明未必是有利的（在游戏《侠盗猎车手》中，没有哪个玩家会对抢劫、暴力感到意外；而战争游戏的玩家们也会自嘲“甲级战犯”）。
另一个与元宇宙有高度重合空间的领域是虚拟偶像行业。第一个世界流行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诞生已经距今十三年了，此后随着光学动捕技术、建模技术、云渲染等相关技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国内外虚拟偶像、虚拟主播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二次元虚拟赛道上，从曾经的洛天依、言和到当下被圈内人称为“A手”的爆红虚拟偶像组合A-soul（嘉然、迦乐、贝拉、向晚），以及多如牛毛的中小虚拟主播，这块蛋糕无疑在越做越大；另一个赛道则是全真数字人，谈到数字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经典科幻片《银翼杀手》中的粉红色全息影像，现在它已经成为了现实——
2018年腾讯游戏旗下NExT Studios就开发出了高保真数字人Siren（塞壬），而今年6月由新华社、腾讯联合打造的全球首位数字航天员、数字记者“小诤”也出现在空间站的视频中。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胜一筹：作为超写实数字人，其形象并不仅仅是对某个现实人物的模仿，而是基于大量脸部数据叠加而建构的人体模型，这恰恰就是仿真的本质特点：“原型”的缺场。
更多的虚拟数字人已经在商业、流量与资本的道路上夺路狂奔：全球范围内已经诞生了51名具备超写实技术与较完善人物逻辑的数字人（整体收获了千万级别的粉丝），以“小红书”上基于虚拟引擎开发出的数字人时尚博主AYAYI为例，单条推文就能收获数以十万乃至百万的点赞，半年就被选为天猫品牌数字代理人，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别忘了清华推出的数字学生“华智冰”，搜狗开发的AI合成新闻主播……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不得不提的是，虚拟偶像的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实际上处于一个仿真连续体的两端。由真人扮演的虚拟主播是仿真形象，完全数字合成的虚拟偶像与现实的映射关系更为脆弱，也更符合仿真的定义。唯一难以理解的是消费者的地位，他们为什么同样也处于连续体的一端呢？
或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这完全是因为消费者同处于仿真场域内，他们扮演着同内容生产者对等的角色，这已经是经过扭曲的数码化身了。酒神狄俄尼索斯需要舞动的女祭司，恰如女祭司需要狄俄尼索斯来确证自己的身份（在符号秩序中的符码）。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消费者到底是如何被焊接到这个共同体上的呢？鲍德里亚提到过一种仿真的力比多筹码，这种力比多是弥散性的、非指涉的，因而是仿真的。有人会觉得这种仿真筹码的涌现难以与面对非仿真对象时区别开的，换句话说，一个真人偶像出现在网络上，与一个虚拟偶像出现在网络上，他们启动的力比多筹码是否有显著差别？但我要说，真人偶像启动的是存在指向性的力比多筹码（或者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但虚拟偶像启动的更多的是弥散性力比多筹码，调动更多的背景性心理能量。
因为仿真本身就可以被“游戏化”，它可以演化出戏仿的过程。这里就是认知上的问题了，一个真实人物被戏仿才能进入拟像的序列，然而虚拟偶像本身就是拟像、就是仿真。由此我们进入了拟像的第四序列：当消费者本身成为新的生产者，或进行一系列内化生产的时候，拟像就进入了“价值的形碎阶段”，不同于仿真阶段的“价值结构阶段”，它昭示着后现代的深化与推移，昭示着从结构向解构的转向。鲍德里亚在《邪恶的透明性》中指出，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符码的自我生产与增生扩散，它是无序的，无可预测的，从此所有元素加速相互融合，变成了“超政治的、超性别的、超审美的”破碎结构。放到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就是“魔怔”与“缝合”。
举个例子，一个或许会让人感到不适的如癌细胞扩散现象的就是“夹心糖”（二次元虚拟偶像嘉然的粉丝）的“发病”与“整活”，有可能表现为用某种甜腻的口吻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场合对“嘉然”表白，也有可能用学术化的口吻进行种种恶搞（比如说“枝网”对“知网”的戏仿）。大众传播、从众心理等因素会起到一个中介作用，这个过程并不是参照某个真实物品、真实世界，而是从一个符号跳跃到另一个符号，从一个消费者跳跃到另一个消费者，它并不生产意义，而是消解意义，符号在无限制的传播、复制中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荒谬而僵死的东西。这种传播本身就是拟像，如果加上原初的仿真，那它就被加倍了。
鲍德里亚在《Selected Writings》中强调：
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用现实物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即是说，是借助其操作性的双重性来延宕任何现实的运作，是一种超稳定的、程序化的、完美描述的机器，它提供了现实物的一切符号。再也不需要生产现实物了，这就是死亡系统中模型的重要功能。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链式传播二创都是有害的，但如果元宇宙、虚拟数字人陷入失控发展的状态，毫无疑问“魔怔化”与无意识解构的浪潮的风险会大大提高。后现代的种种冲动本身就有危险性：无中心、重边缘的破碎化特征就吞噬摇摇欲坠的现代符号秩序，尤其是对目的的消解，对核心的驱逐，这对社会治理而言是灾难性的。
此外还有一些风险不可被忽视：个体彻底融入虚拟世界后，心理结构是否会发生某些不可逆的改变？
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效应叫做“恐怖谷效应”，也即“类人物体的拟人程度增加，人类对其好感度会相应增加，但真正到达类人程度后人类好感度会下降到谷底”。这与共情抑制有关，当看到一个形似人类却非人类的个体，却又无法清楚感知到对方情绪时，共情能力会出现一定障碍，这是本能在保护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真人，所以共情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将来元宇宙真正成为了人类的生存方式，而虚拟人物又被赋予营造沉浸感的希望，久而久之人们会忘掉那只是虚拟人物，而被仿真的超真实特征所迷惑。被威胁的不光是那层防御机制，更是人类面对仿真的主人意志。如果没有额外的保护措施，跌入拟像社会中，被卷入主奴辩证法，或许是一部分人的宿命。
但比起那些过于科幻的构想，关于人格、人际信任、自我建构、价值观等心理特质与元宇宙的相关研究或许更为现实一些。现有研究已经能够证实，互联网的虚拟性、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对一些心理结构产生影响，例如，青少年现实人格和虚拟人格在艾森克人格类型上的四个维度均具有显著性差异（杨旭宗、熊传林，2018），而且在网络上一些被压抑或平时憧憬的人格成分会暴露出来（刘颖、赵宏，2018）。互联网尚且如此，被称为“互联网最终形态”的元宇宙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拟像、仿真又会制造怎样的麻烦，没有人能预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研究是大大滞后的。互联网+心理，互联网+社会治理，互联网+传播，所有这些尚处于摸索阶段。然而时代不会等人，元宇宙已然裹挟着旋风到来。
或许若干年后，最后一个拒绝元宇宙的人类会抱着鲍德里亚的语录喃喃自语：
今天，整个制度都在不确定性中摇摆，一切现实都被符号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Selected Writings.1988.p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