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他可能是老了。
我身上是有父亲的影子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会这样说我，母亲有时也会欣慰的这样说。这是最让我得意的赞扬。
父亲没有这样说过我。如果我执着的去问他，他或许会说我比他更优秀，或是其他更加深刻的话。他一向都是这样。
好在我没有必要比他优秀。这是一种甚于生活的压力，父亲从不随便的把期望压在我的肩上。但是他还是以一种我无法察觉的方式，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他希望我成为的人，引上了一条他希望，现在也是我希望走的路。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和父亲不曾有过分亲密的时候。在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我大约六七岁，老话说就是“刚记事儿”。父亲因为工作的原因，在家时候不多，我最熟悉的面孔是爷爷，姐姐，还有令我闻之色变的母亲。时间一长，我也习惯了父亲在饭桌上的频频缺席，以及偶然晚睡的时候，父亲进到爷爷的房间(我小时候一直是和爷爷睡的)，惊喜的说，“呦，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我尽管小，但是对父亲也是十分好奇的，好奇为什么，这个平时看上去严肃的男人，看我时的眼神却那么亲切。
小时候有一个很珍贵的回忆，我和父亲在胡同里踢球。我们家住在一条死胡同最里面的一家，门口是个堆放杂物的小棚子，踢球的时候就当作球门，父亲站在棚前，看上去很认真的守门。我一脚把球踢过去，父亲抬脚想把球踢回来，球却恰好从他脚下漏了过去，父亲哈哈笑起来，我笑的更是不行，站在门口的母亲也被逗笑了。可是接下来母亲却说，“行了，洗洗手进屋吃饭来吧。”
父亲当时是不经意把那个球错过去的么？唉，真想和父亲多玩儿一会儿。
另外有一个记忆同样难忘。不记得为什么，我和父亲竟有了一次独处的机会，大约是去姥姥家接妈妈。父亲开车，我坐在副驾驶。车正穿过一条熙攘的市场，行驶的很缓慢。当时我有些局促不安，想找个话题和他聊一聊，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想说一些大人说的话，可是我不懂该说什么。父亲的笑容同样局促。后来车驶出市场，在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始终压在我们前面，将前方的视野挡了个严实，我忍不住的问父亲，
“爸，咱们什么时候能超过前面那辆车啊？”
“等它拐弯儿了，咱们就超过它了。”
这句话刚说完，那辆公交车果然在路口处转弯了。父亲得意的说，“看吧，超过它了吧？”然后我们父子二人就一齐哈哈的笑起来。
这是记忆中和父亲的第一次独处。
往事在回忆中总是略显匆忙。九十年代对于父亲的人生来讲十分重大，他辞去稳定的工作，磕磕绊绊的开展自己的事业。但是在我仰望的眼中，父亲在整个九十年代都在慈让的微笑，言谈不多，目光坚定，似乎一切的生活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令人安心。
一九九六年，我六岁的时候，祖母去世了。灵车从北京夙夜驶向老家河北唐县，迎着微朦朦的曙光，车内一片沉默，坐在旁边的姐姐不时擦抹眼泪。
白色的送葬队伍，在司仪的指挥下，时行时跪。我被夹在这悲伤的队列中，一身重孝，心中却很兴奋。因为我不理解这白色的悲伤从何而来，只认为如此大的阵势是为了创造某种奇迹而进行的。既然似乎我是这个队伍中唯一不觉悲伤的人，那么这一奇迹理应由我来执行。例如我可以将手中的灵幡抛向空中，再配上一句咒语，就可以使奶奶复活，然后把大家从悲伤中拯救出来。我的确那样做了。在众人跪拜的默哀中，我一跃而起，挥幡念咒，煞有介事，然而跪在周围的大人连头也没抬，只有一旁的哥哥起身把我重新按回地面，嘴里轻念着，“嘘，别说话”。一片白色中，我没有寻找到父亲的身影，也没有费力去寻找，因为继续走了没多久，家中的一个长辈就走到我和哥哥跟前说，“行了，你们俩玩儿去吧。先回家把衣服换了啊。”之后我和哥哥迅速爬到村边一座小山的山顶，远远的望见为奶奶送葬的队伍正走向田地的深处。下午回家吃饭时，才在老屋中见到父亲。亲友散去，堂屋中只有父亲一人，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肩膀微微抖动。坐在堂屋门口的母亲拉住我，说，
“别进去，你爸爸哭了。”
“为什么呀？”
“因为爸爸的妈妈死了。”
“哦。”我歪着头望着父亲的背影继续注视了一会儿。
亦慈亦让的父亲，扳起面孔时，似有万钧之力。
姐姐曾经人介绍，交往过一个男友。一向循规蹈矩的姐姐，在与这个年轻人接触过几次之后，便带他去单位见父亲，那天晚上姐姐把我也带去了。总的来说，我不是很喜欢那个男孩儿，尽管那时我才十岁。记得那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慵懒的爱答不理的气质，外加一些自不量力的痞气。那晚我们到了单位之后，姐姐因为手上有些工作要处理，便把我和男孩儿留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等待。男孩儿坐在那里满面的不耐烦，点上烟后就坐到父亲的办公桌前开始玩儿电脑。不一会儿，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看到父亲走过。父亲向里望了一眼，那个男孩儿也抬头和父亲对视，然后又低下头继续玩儿电脑。父亲没有停留，走开了。不一会儿，父亲回到办公室，那个男孩儿抬头看了一眼，依然没说话。
父亲说话了，
“你干嘛呢？”
男孩儿抬头说，
“玩儿呢。”
“别在我这儿玩儿，出去。”
父亲表情严肃，声音平静，但似乎每个字落在地上都能砸出一个坑。
男孩儿没敢说话，灰溜溜的走了出去。我在一旁看着，心中既恐惧又过瘾。
后来父亲对姐姐说，“娟，你要是喜欢他，可以继续跟他处。但别再带他来见我了。见着长辈都不知道站起来打个招呼，这不是个懂事儿的孩子。”姐姐低着头，没说话。那之后，姐姐又和那个男孩儿出去过几次，母亲想干涉，被父亲拦下了，说，“你让她去。”
不到一个月，姐姐和男孩儿分手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个人确实不懂事儿。”
在我小学毕业时，因为镇上的中学校风很差，父亲便托朋友把我的学籍转到了三十公里之外的另一个镇上，并且在那镇上租了一处狭小的房子，全家一起搬了过去。之后，父亲便每日驱车六十公里上下班。那时，父亲的事业似乎曾陷入到一种几乎要毁于一旦的困境中，然而这件事照例也是在将近十年后，父亲在与我的某一次深夜长谈中，当做笑话讲给我听的。在当时，父亲竟几乎不曾把那种无助的苦恼带回家过一次。而同时的我，却燃烧在一种幼稚的虚荣心中。出于一种对自己在班级中的存在感的怀疑，我在班上谎称自己即将转学，并从同学得知此事时流露出的或多或少的一丝惋惜中，得到无限的满足。直到有一天从好友小白那里，收到了一封他用笨拙的文笔写出的涕泪交加的告别信时，我才发觉事情似乎无法收场了。于是，在那天晚饭的餐桌上，我对父亲说，
“爸，能不能给我转个学呀”。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家人为了我现在的学习环境所做的牺牲，我是一丝一毫都不曾考虑的。然而恰好就在那天，父亲的事业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回家后似乎也比往日里沉默。就这样，我的苦恼与父亲的苦恼撞了个满怀。父亲听到我的话，把筷子重重的拍在餐桌上，
“转什么学！吃饱了回屋看书去！”
我的苦恼输给了这重重的一击，更加无处发泄，闷头把碗里的饭几口全都扒进嘴里，收了碗，愁闷的回到房间。正当我趴在桌上，继续为如何圆自己这个无聊的谎言发愁时，忽然有人轻轻敲击我的房门。打开门，是父亲。他满面惭愧，陪着和悦的笑容说，
“刚才爸爸态度不好，对不起。”
迎头听到这样一句话，我的眼泪攒成一粒粒的大水珠，掉个不停。
“来，你坐下，爸爸跟你说。今天我遇见一个人，他提的要求，就连你听了都会觉得荒唐。刚才我生气是冲他，不是冲你。”
父亲顿了一下，问，
“为什么想转学？在学校遇见什么事儿了么？”
我双手把眼泪抹去说，
“没事儿，我就是那么一问。我不想转学。”
父亲笑了笑，说，
“好，那你接着看书吧。”
说完他走出我的房间，轻轻的把门关上。
哭了一场后，忽然心情开朗，苦恼竟被抛到脑后。第二天早上出门遇见小白，我笑着和他说，“昨天我和我爸说，我不转学了。我爸说，好。”小白听完之后眼睛一亮，“是么！”，然后我们一路商议着该如何为这件好事庆祝，走向学校。
进入高中后，我为家人造成的苦恼似乎更多了一些。
高中的学校有学生宿舍，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母为我办理了住宿，退掉了在镇上租的房子，搬回了原来的家。只可惜，我的宿舍生活只持续了一个学期。高一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晚上同一个室友喝酒，那晚他喝多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第二天醉醺醺的把酒瓶子背进了教室。当时老师刚刚问了他一句话，他就把我供了出来。结果我们两人当天就被停课，年级主任放话，父母必须全部到场，不然休想回到教室。那天正巧赶上父亲难得的去外地出差，飞机刚刚落地，就从母亲那里得知了我的事。只好又买了当天的机票飞了回来。
记得当时我被停课，苦恼的坐在操场上，心中暗骂那个把我供出来的室友。几个哥们儿在旁边也为我气愤，说这事儿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给那个小子上一课。我只说，“吹了吧，先把眼前的事儿了了再说吧”。
父亲来到学校之后，停课虽说是免了，但我还是被学校宿舍“请退”。那天下午放学父亲开车接我回家，一路上，他没有责备我一句，但是语气中依然略带气愤，
“我觉得你们那个年纪主任不怎么样。孩子犯了错，你可以批评教育，但是停课是什么道理。停课又解决不了问题，他是做给谁看呢？”
我坐在旁边，战战兢兢的点头称是。
“而且呀，”父亲接着说，“下一次遇见这种情况，假如被老师抓住的人是你，你就一个人把事儿全抗了。你一个人犯事儿，老师也不至于非得较真儿的处理你。但是你要是供出来三两个人，成了团伙违纪，性质就变了，老师就算想放你一马都不行了。”
我听完这番话，当时如一口烈酒入喉，痛快之余又有一股怒气涌了上来，开始对那个把我供出来的室友咬牙切齿。
父亲听完我的发泄后轻轻一笑，摇了摇头，说，
“他可能也是没摊上过事儿，慌了，别再跟他计较了。”
这一次事件之后，家人又一次的回到了在学校旁边租房的生活，而父亲每日又要驱车六十公里往返于单位和家。
尽管自那以后，有了母亲的看管，我不曾再惹出什么事端，却又陷进了厌学的心绪中去。每日和几个同学逃课跑到操场上，在炎炎烈日下拍一下午篮球，把所有的精力耗光。晚上回家则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或翻翻漫画书，或听听收音机，往往不到后半夜是睡不着的。而在夜里没有得到的睡眠照例会在第二天上午的课堂上补回来，睡醒后便再次逃到球场中去。日复一日，周而复始，而心中却很坦然，认为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日子渡过去。
可以说，这样的心态中，实实在在是有青春期逆反的因素存在的。凡是大人所嘱咐的，都是我坚决抵制的，不论是学习，早睡觉，甚至就连吃饭也是。
这种逆反使我在家中有一种不同往日的表现，这种表现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拒绝交流。而当时对我已深感无奈与无力的母亲，每每向父亲寻求一种对策时，父亲的回答也是四个字，
“甭搭理他。”
逆反期的问题于我心中是如何渡过的，在这里先不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父亲的战略性回避，对于我平稳渡过这段时间，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在我逆反期末尾的一天，老师拿着全班月考的成绩单，一个接一个找同学谈话，内容大约都是围绕着偏科和学习态度的问题做一些指导。而当老师叫到我时，沉默良久，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说，“还是再叫你家长来一趟吧”。
母亲当时对父亲说的原话是，“这回你去吧，我不好意思再去见老师了”。
事后我才知道，老师那天在办公室对父亲说，“这次我找您来，不是因为您家孩子这次考试的成绩又排在班级倒数第一，而是他的这个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的总分相差的太远。马上就要高三了，您得跟他好好谈谈。”
而父亲是这样和我谈的，
“有个词叫做否极泰来你懂么？”
我当时对自己的学习态度已经有了一些觉醒，只是苦于束手无策。听到父亲的话，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安慰。
“爸，您放心吧。从今天开始，我好好学。”话一出口，忽然觉得似乎好久没有和父亲说话了。
父亲笑着点了点头，从兜里把成绩单拿出来递给我，说，
“好好学，现在你是全班同学中，进步空间是最大的。”
在父亲说这句话时，我偷偷瞄了他一眼，看到他表情很认真，丝毫没有调侃的意味。
我想，如果要为我的逆反期标一个句号的话，可以标在我瞄见父亲表情的那一刻。
假如现在采访任何一对我父母这一代的家长，他们在与逆反期孩子的关系处理上，一定都可以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心得。然而当初他们身在其中时，恐怕都有过这样的一种自问，“我怎么养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我猜想，在我的逆反期，父亲一定也是有一种茫然在心中的，然而他处理的似乎十分从容。多年后，我问过父亲是如何做到的。父亲当时笑得很欣慰，说，
“谁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么一段。我记得自己当年在逆反期时，也是不愿意听你爷爷说教。所以后来和你，我也就是尽量的做到将心比心吧。”
在那一天的简短的谈话之后，我的学习态度逐渐开始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我已经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也是源于一份虚荣心的忽然觉醒给我带来的惶恐。六年来，全家始终被我的学业牵着鼻子走，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而父亲的朋友们，家中却又都恰好有着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不管父母会不会为这一种建立在孩子身上的虚荣心所苦恼，于我来说，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面子问题”。因为我的这一点“看不开”，所以在学习上就时常拧住了一股弦。我拿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气同一切的课本卷子练习册周旋，经常握着笔趴在桌上睡着，醒来一看已经是夜里两点，却不容许自己倒向身边的床；我把周末用来补课，缺席和朋友们的酒局，球局，网吧局；我甚至不再去考虑对一个姑娘的爱恨。我对自己道歉，说，“本不该是这样的，对不起”。
但是一个跌倒的人并不能单靠一时的觉悟，就可以轻易的爬起来。在高考的第一次模拟考试中，我的成绩依然与任何一座二类本科大学无缘。就在这时，班里当时一个相熟的朋友却告知我这样一件事情：我所在的区内每一年都会在高中学校间组织一场足球的冠军杯比赛，最后冠军队的每一位高三队员都可以享受到高考加十分的待遇。既然高考关乎到人的命运，而这球赛又关乎高考，大家似乎也就有理由行一些非常之道——比赛只走个形势，冠军由每所学校轮流担任。
“今年轮到咱们学校了，回家赶紧让你爸活动去。”
因为知道我父亲和某位校领导的交情，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便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听完这番话，起初我心中有点儿嘀咕，因为这显然有点儿违背父亲平时办事的原则。但是当我用了整整一堂数学课来反复掂量了那十分的份量之后，我决定试着去说服父亲。
晚饭后，收拾了桌子，我给父亲泡了杯茶水，又把母亲也叫来一起坐下。我坐在他们面前，先整理了一下衣领，又清了清嗓子，按着我打好的腹稿，把整个情况向他们复述了一遍。
“这小半年您也看到了，我觉得自己算得上知耻而后勇。虽然这一切是不是白忙活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如果这十分能给我加上，我能保证至少考上一个二本。”
整个过程父亲一直看着我，似笑非笑。母亲听完后两眼放出了一些光芒，但也没发表评论，只是看着父亲，问，
“你说呢？”
父亲说，
“这事儿我之前已经知道了。”
“嗯？”我一时没词了。
“你最近做的很好，但是你还能做的更好。我希望你靠自己去多考十分。咱们不去掺乎他们这一套。”
我没说话。
“你要记住一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还是没想出能说点儿什么。大家沉默良久，最后我点了点头，回房间了。
尽管父亲一向微言大义，但是这一次我心里不能完全认可他的话。之所以当时我没有去和他争论，是因为我心中也有一个顾虑：如果托人加了分最后还没考上大学，那不是更现眼了么。
当时我并没有发觉父亲在我心中埋了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是一个人立命的根本，它叫做坦荡。多年后，当这棵小树苗渐渐挺立起来时，我才懂得了如果将“人间正道是沧桑”几个字放在天平的一端，那么无论在另一端放上“高考加十分”还是“高考加一百分”，天平都不会倾斜分毫。而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道理，却又是因为“高考加十分”这个本来对于人生不会有任何贡献的小事件。面对这种幸运，我是无法不对父亲说一声谢谢的。当然，这棵坦荡之树能否根植于心中，无疑仍是我个人需要面临的挑战。但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父亲是真真正正的尽到了。
考上大学是我人生一个很有趣的转折。而我考取的大学又是坐落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便赋予了这个转折不可估量的意义。同样，报考那样遥远的一所大学，也是因为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他希望我到那广阔的天地中去看一看。当然，在那千里之外的地方，我也不曾间断的继续为家人增添着苦恼。大一第一学期所修的六门课，在期末考试中被我完完整整的挂掉；第二学期修的九门课，被我再接再厉的挂掉五门。若不是我们学院那个和善的辅导员（我至今仍然感念这个好人的一切！），顽强的相信我绝对有种变好的可能性，那么“念大学”这个家人与我都付出了一番辛苦所获得的机会，在大学的第一年可能就会被我毁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的青春却走上了巅峰。我组乐队，混社团，当班长，谈恋爱。当时同我要好的朋友，直到今天都仍然与我肝胆相照。可以说我的大学生活，课上的时间算是被完完全全的浪费掉了，但是课下的时间我却未曾浪费过一分一秒。每次学期结束，当我带着课上与课下的两种成绩回家时，母亲照例是会因为前者而对我恼怒一番，父亲在表面上站在母亲那一边，而私下里，又对我从后者中获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并且流露出很多支持的意味来。这种支持最大的体现，就是当我在大三提出想开个酒吧时，父亲爽快的把我所要求的资金数额打到了我的银行卡上。
我拿着这笔钱，靠着自己一股蛮劲，和在课下所积累下的友情（其中就包括我的辅导员，是他为我介绍的瓦工与电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竟然真的开起了一家店。开店的那天下午，收到父亲的一条信息，写着，
“儿，祝：开业大吉！”
这家店用了一年的时间迅速的冲到巅峰又落入谷底。转手的时候做盘点，不出所料的发现，父亲给我的钱终究是被我赔的一分不剩。
后来我回到家，向父亲反省道，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好，很多问题事先都没有想好。”
父亲却说，
“做事情就是要一边做一边想。如果一个人总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好才能开始做事情，那么他什么事都做不成。”
接着他就带着极大的趣味听我讲这一年中我所看到的人与事，吃的苦与亏，还有最重要的，我重新认识的自己。
关于开酒吧，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件印象深刻的经历讲的话，那么应该是与当时认识的一位孙姓大哥的谈话。
这位孙大哥是我店中的常客，与那些信口开河的单纯学生相比，他的言谈多一些从世故中提炼出的真诚。孙大哥是比我大一届的学长，曾经独自开过一家烧烤店，每日四点起床跑到十公里外的市场买菜，又花掉整天的时间切菜切肉以及其它一切的准备，每天晚上店里上人之后又总会出现一些难缠的顾客需要与之周旋，日复一日。几个月后，他的店里似乎连难缠的人都不再出现，最终关了门。
那晚孙大哥和我聊，
“有一天下午我切肉，切着切着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梦里还在切肉，切完之后我醒了。醒了发现肉还他妈没切呢。”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点了颗烟，接着说，
“当时我突然想去上课。觉得坐在教室里上课真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件事了。”
这句话当时进入我的耳朵，又一路冲进我的心里，发出了一声宝剑入鞘般脆响。这位孙大哥经历的东西，我那时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经历过了。而比起他，我似乎还多经历了一点更甚的事情。
那天晚上，忽然怀念起“课上”的许多东西。
父亲当时正在开车。听完我的这段经历，长叹一口气，接着又笑起来，说，
“好，真好。”
驶过了几个路口，本来已经聊到了其他的事，父亲忽的又笑了起来，说，
“我还在想你刚才跟我聊的那个。我猜你小子就得有这么一天。”
在这一天的晚上，我向父亲提出了想要出国读研的愿望。
如上面所说，在父亲的一种纵容下，我在大学的前三年，几乎把课下的一切娱乐全部享受了一遍。以至于到最后，那些娱乐对我来说简直意味着疲惫。于是，当我重新回到自习室中，也就相对容易的做到了不为众人趋之若鹜的娱乐所动。这样的状态从我大四开始准备留学所需的一切考试开始，直到我在澳大利亚的留学期间始终持续着。既然我终于不再因为“课上”的问题而给家人添加烦恼，而对于“课下”的一切，我又掌握着自己的分寸，渐渐的，我与父亲的谈话变成了，
“儿，怎么样，最近挺好的？”
“挺好的，您放心吧。家里也挺好的？”
“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行，那就行。”
“……那你多保重。”
“行嘞，您跟我妈也多保重。”
二零一六年，父母来到澳洲参加我在悉尼大学的毕业典礼。其间，我带着他们游走于这四年来所经过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我曾挣扎于其中的肃穆的图书馆，有我徘徊于其上的幽静的林荫路，还有我曾获得了无限安慰的高山，田野，大海。这是一条路，是他们所培养出的我，终于独自面对的一条路。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一天早上，收拾好行李，我去酒店前台办理退房手续，父母便留在大堂等待。返回时，远远的看到父亲悠闲的走向摆放于酒店大堂角落的那辆老爷车。父亲没有发现我的注视，他一会儿走到车头，把脸贴近机箱盖观察车漆，一会儿绕到驾驶座旁，弯下腰看看里面的构造。几个金发的小孩子也围着那辆车走来走去，当他们走到父亲身前时，父亲便轻轻侧身躲让，然后又探下腰去继续观察着什么。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老了。
九六年时，我也曾如现在这样，注视着蹲坐祖母灵堂中的父亲的背影。二十年过去，在我向父亲展示着自己的成长的同时，我仿佛也看到了父亲的成长。父亲就是在我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中，不经意的把自己的影子留在我身上。
前些日子，看了小津安二郎的一部电影，讲的是小津导演与自己父亲的故事。在男孩儿幼年的时候，父亲为了男孩儿在生活与学业上的开支，被迫去到遥远的城市打工。临走时，父亲对男孩儿说，“父亲与你分开，是不得已的。你已经长大了，我相信你可以理解。”而当男孩儿长成了男人，又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继续与父亲分隔两地。一次，他对父亲说，“请爸爸这一次和我一起生活吧，我不想再过和爸爸分开的日子了”。
我恍然发觉，所谓的成年，竟然正是意味着和父亲长久的分离。从父亲说出，“你已经长大了”那一刻起。而我现在，也要带着父亲赠与我的这一切智慧，独自走向充满矛盾和挑战的成年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