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空大院建在夏官营公社吴谢营大队，我们的学校开始叫吴谢营学校，后改名榆中县第六中学，1978年改称兰州市第三十七中学。当时甘肃省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制，且还是春季招生，已经读到六年级下学期的我，在夏官营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在小学五年级多读半年再读初中，或者直接跳级半年读初中。父母为我选择了前者，从五年级上学期读起。
吴谢营学校的学生以大院子女为主，也有附近村子里的孩子，学校的教师也多为部队的家属。入学第一天，班主任宁老师让我暂时和邢占军同桌，这是我在班级里认识的第一个同学。邢占军和班级大部分同学一样来自西安机场小学，说话很“娘气”，为人很“江湖”。他告诉了我班级里很多很多的“秘密”，譬如宁老师很厉害，有时会骂学生；陈克景是老资格，在机场小学时就是班干部，现在还是学校红卫兵总部的委员。邢占军有个孪生弟弟叫邢战武，同学们习惯称呼他俩为阿四、阿五。刚入学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走出校园，站在地头上，给田里劳作的农民宣读“号外”，“朗诺、施里玛达，西哈努克，柬埔寨......”，我们带着和农民一样似懂非懂的表情，轮流朗诵着这些陌生的词句。回来后宁老师表扬我读得好，口音一点也不“陕西”。
那时候，每周都有新同学转入。记得陈素菊是穿着大花衣服，扎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走进教室的，而穿着黑棉袄的任为民则操着浓浓的家乡口音。马丁从长春转来，刚来的他穿着黄上衣蓝裤子黑板鞋，这当时就是我们男孩子的标配。
孟杭家好像是从济南军区空军转来，他年长我们几个月，个子也比一般人高出小半头，刚来不几天就被老师“委任”为副班长，分管班级纪律。孟杭在班级里很有震慑力，平时调皮的同学都惧他几分，他上任后班级纪律确实好了许多。但孟同学有时过于担当，发现教室里任何同学小声说话或做小动作，他都会跑过去管，大声告诫“别说话”，结果反而是影响了老师讲课。
上中学后孟杭和我同座，改任班级体育委员。卸任了班长一职的孟杭对自己的要求也有所放松，一次上课时，他将一张画有猪头的白纸悄悄的贴在前座杨波同学的后背上，被发现后遭到白眼。孟杭讪讪的说，怎么知道你后边有头猪呢？全班哄笑。
高中毕业后，孟杭回河北老家下乡，在石家庄农机厂工具车间工作几年后又进了北京。长大后的孟杭个子虽然不那么高了，但却是越来越仗义了，每次同学聚会都积极参加，甚至有过从北京打飞机赶到西安参加一顿聚餐之举。老孟说，这不是奔着一顿饭，而是奔着同学情谊飞来。我在北京的第一次同学聚会就是孟杭做东请我和张东风、马丁和邓宁下饭馆。我们喝着大杯的扎啤，畅谈着榆中六中的往事。孟杭喝酒很实在，实在的总是先把自己喝倒。冀平评价老孟，有酒量有酒胆，更有酒的豪情。一次在北京建国饭店餐厅喝酒，老孟嫌店家的酒太贵，喝起来不过瘾，特地跑去超市买了五瓶牛栏山二锅头，装入编织袋拎进酒店，人均喝了八两。满三十年工龄后，孟杭按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去京郊租了农地盖起了大棚，种菜养鸡养狗，过上了庄主的日子。每每有同学上门，孟庄主都按座山雕寿宴的标准迎接，摆百鸡宴伺候。去年底京城开始清理大棚房，一刀切的政策又让许多无辜人躺枪。老孟又在京南找了个小院，继续自己的农耕生活。
在那个特殊年代，俺们是小人大封建，男女生是不能轻易讲话的，呵呵，课桌上都要划上笔直的分界线。我和孙丽同学四年，两家前后楼住着，上学、放学都走着同一条路，但在俺的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话。加之孙丽同学本身就不爱说话，上课发言都声音极小，所以我们在无语中同窗四年。
高中毕业后，孙丽到县医院上班，我们去高崖农村插队，三年的农村生活，让我的脸皮厚了许多。那年高考结束后，我到县城转组织关系，在医院门前见到了孙丽，我兴冲冲的跟她打了个招呼，孙丽先是愣了一下，茫然的点了点头，算是应答，随即匆匆离去。印象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丽同学。
后来听说她得了重病，病中的孙丽同学特想组织一次夏官营同学的聚会，可惜上帝并没有留给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