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导演郭珂为自己拍摄的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是因为当年中国超过20万的慰安妇，仅剩32人幸存。

2014年，数字变成《二十二》。

2017年8月12日，海南最后一位慰安妇去世。至此国内慰安妇幸存者仅剩8人。

8月14日，《二十二》终于通过众筹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我和饲养员去看了电影，片子里没有血的控诉，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中的琐碎镜头，沉默、平静，看不出历史的血泪。

以往看到的纪录片，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朝鲜老奶奶说：“I have told my story more than 100 times, more than 100 times. Theyare not good memories,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是不是长枪短炮拍摄机器的出现，让老人习惯了被拍摄，习惯了在镜头前“正襟危坐”去回忆那段伤痛，嘴里重复着“要让日本人道歉”。片子里的李爱连老奶奶说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可她没有讲实话。

“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是当着我的儿媳和孙子，我怎么说的出口。”

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也接受了遗忘，“我记得一点，不记得一点。”她把慰安妇的身份瞒了五十余年，甚至连她的养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记者的到来。

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时光不断流逝。无聊、平静，才是这些老人的真实状态，喂邻居家的猫，躺在床上和孙子一起看西游记，和邻居家的老太太打牌，做了零食分给在大树下玩闹的孩子……要活下去，就不会一遍一遍把伤口撕开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老人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历史，一直以来是我们在对她们造成二次伤害。

因为活着真好，活着也真难。

饲养员和我说，他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每天的例会有一项内容是总结大家提过的问题，其他人就不要再去问第二遍。可是这其中也存在着问题，一个答案未必是真实的，即霍桑效应，当人们在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或者观察的时候，会刻意去改变一些行为或者是言语表达的效应。那么访谈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笔者尝试用波特图示来解释这个问题，波特图式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西方传播伦理推理模式，自上世纪50年代被拉尔夫·波特提出以来，研究者众多，它对研究传播伦理学的学者影响很大。它将道德分析的四个方面纳入其中，即定义、价值、原则、忠诚。

以下便是用波特图式来分析《二十二》涉及到的传播伦理问题。

1.定义

作为一部纪录片，《二十二》通过与这些老人的深入交流，影片突破了历史资料和证据收集的局限性，从客观、人性的角度，纪录这群幸存老人当下的生活状态。

2.价值

正面价值：为了使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它的生存状况以及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等，铭记历史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负面价值：揭开当事人伤口，使当事人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受到伤害。

3.原则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道德，道德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反映，是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道德准则不过是利益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达到利益的特殊手段，由这种准则转化而成的选择尺度自然也具有强烈的功利性。但是，这里所说的利益，不是脱离社会整体利益的个人私利或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以及正当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

依照功利主义原则，《二十二》的完成在一个更广大的时空中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铭记历史，避免历史重演，使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

4.忠诚

《二十二》要忠诚的对象很多，包括采访到的当事人、观众、制片方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对历史忠诚，这样一个群体在历史上不能悄然无息的消失，而是要留下存在过的痕迹和意义。

《二十二》的完成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这些老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日本恶行的证据，她们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着像普通老人一样的晚年生活。就像我们讲述一件事从1到9，但前面的1234的内容和伤痛我们已经清楚，也已经过去，那不如从5直接开始叙述。

影片从葬礼开始，从葬礼结束，“落得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也许等最后一个老人去世的时候，公义仍然不会到来，但她们生活过的痕迹不会被抹去。最后一个长镜头，从冬到夏，春来群山绿，墓前荒草生。不煽情，不愤怒，不修饰，清清白白的呈现，客观，平静，克制，真实，而真实的叙述已自有千钧之力。